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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繁华昨天，已经在我无法到达的地方。那个在我脚下的水中逐渐模糊的倒影就是。 那些倒塌的校舍
不要拿灾区的幸存者开玩笑孙文祥昨日下午6许时，编辑打电话来要我赶到华西医院去寻找一个叫“薛枭”的幸存者，此前一直在灾区采访，对薛枭的情况并不了解，出宾馆前，我“百度”了一下，注意到有网友称薛枭已经过世，“他已经过世了，本来说是要截肢的，但是在手术过程中坚持不下来，走了……”我的心被揪了一下，在灾区的这些天，见证了太多的悲痛与苦楚。我匆匆赶往华西医院，迫切的想知道这个叫“薛枭”的幸存者的状况，根据编辑反馈来的信息，我来到华西医院第二住院楼五层50号房床，病床上一个男孩在专心的看一段视频。旁边的人告诉我，这个男孩就是薛枭，病床边上是他的母亲谭忠燕。她告诉我，薛枭在看的视频是5月15日他被营救上来的场景。 这个来自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6）的17岁男孩，和许多不幸的人一样被那场地震埋到废墟下。5月15日19时，来自广东的救援人员发现了两名幸存者，其中一个就是薛枭，尽管自己的伤势较重，但他却坚持让救援人员先救另一个幸存者。 在灾难过后第80个小时，薛枭终于获救，就在人们要将薛枭抬上救护车时，他突然向在场的救援人员说，“叔叔，帮我拿支可乐”。现场的救援人员都被这句话逗乐了，他们纷纷说，“好，给你拿可乐。”谁知薛枭又说，“要冰冻的”，救援人员马上答应，“好的，拿冰冻的。” 这一幕被电视台的镜头记录下来，这个17岁的男孩从此被网友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可乐男孩”。薛枭勇敢稳重，顽强对生命的坚持，报道中说：这个男孩说过一句话：“先救她、她是女孩子！”我被他深深的感动。 薛枭只有17岁，他的右手因气性坏疽截肢了，但他很坚强。在医院的时候，他一直要求身边的志愿者不断的叫他，保持自己神志清醒。“16日要做截肢手术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并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谭忠燕告诉我。躺在病床上的薛枭伸起的左手纠正母亲的说法：“不是签字，用大母指按的手印。” 在薛枭被埋在废墟下的日子里，母亲谭忠燕不停的在寻找他。“我知道儿子埋在废墟下，营救人员说有几个学生救出来后送到德阳市医院。”但谭忠燕和丈夫一家家找遍了德阳市的所有医院，也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5月13日，依旧下着大雨，没带雨具的谭忠燕夫妇搭车回到绵竹市，走了四里路到绵竹市救护中心守了一晚上，14日下午18许，有熟人告诉谭忠燕，她的儿子还被埋压在废墟下。 5月19日，我到汉旺镇采访，那儿灾情很重，尤其是东汽中学，4层的教学楼左侧的楼宇已经坍塌，剩下两堵高墙耸立在空中。右侧的楼宇有大量裂缝，但整体结构还在，一块高二（6）班的班牌跌落在瓦砾中，这是薛枭所在的班级，我不知这个班还有多少学生像薛枭一样生还。 我更不知道网上是怎么传出薛枭过世的消息，新闻界有个衡量一个记者是否合格的常识，打3个电话能不能找到采访对象。我注意到华西医院的工作很细致，每一个伤者的资料都作了编号，贴在病床的上方。或者说，往华西医院打一个电话亦能求证薛枭的状况。我们网民在网上发言的时候，为何不能多一份谨慎。 “叔叔，我要喝可乐。”在手被骨折腿坏死的情况下，薛枭不以为然的自信和自我安慰的话语，来慰籍救他的叔叔们，这就是在生命脆弱中的光辉显现。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薛枭是在用生命承诺一种自信，这是一种阳刚的自信，就象是生活中放学回家和母亲撒娇一样，同样的表情背后却是一个男孩对死亡生死时速。” 我希望大家不要拿灾区的幸存者开玩笑。薛枭，他就象我周围所熟悉的独生子女一样，也许曾经淘气任性，但是在灾难面前却表现得如此的顽强善良乐观。薛枭说：“我喜欢体育，喜欢篮球，喜欢科比。”也许以后无法在熟悉的后卫位置上打篮球，但他依然是那么阳光，我祝他一生平安！
国旗下的映秀：殇与生之后的奇迹
孙文祥
映秀，生的奇迹正在冲散死的阴霾。 5月17日，一片废墟中的映秀中心小学整栋教学楼已只剩下还飘扬着国旗的旗杆，在不远处的岷江边上，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带着弟弟玩耍，尽管周围如此混乱而艰难。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当日尚有约200名灾民选择留守在震后的映秀镇，他们用塑料布、帆布等搭建起成片的临时帐篷。时近晚饭，大家正在用砖头和石块搭的灶台上煮饭。 映秀的悲伤 10秒钟不到，整个映秀镇坍塌。 “我感到楼在急速下沉，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片废墟里了。”董成根告诉本报记者。董成根在阿坝州制药厂二楼的车间上班，几分钟后她从窗口跳了出来，二楼其实已经在底楼了，而底楼则已经陷入地下。 她所在的办公楼共两层，“很多同事往楼梯口跑，但门被震得严重变形，卡住了逃生的通道，当场就看到有人被埋压。”逃出来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14：30。 地震后，这个常住人口近7000人的镇有近3000人被压在废墟下。映秀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发生着一幕幕的惨剧。最触目惊心的悲剧发生在映秀中心小学：该校原有400多名小学生，160名学生被挖出来后，还有300名学生仍然被压在废墟底下。 地震发生时，映秀中心小学校长谭国强在行政楼二楼，剧烈的震动将他从二楼甩到了教学楼外的跑道上，当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前6层的教学楼已经倾覆。 六年级（2）班的刘莉是幸存者之一，她所在的班级一共26人，地震发生后逃出来3人，后来又救出2人，其他的同学都遇难了。她的母亲王和平告诉本报记者，刘莉是从窗口跳下来逃生的。 更多的不幸者仍被埋在废墟下。本报记者注意到，映秀中心小学整栋教学楼前只剩下一根旗杆，旗杆上还飘扬着国旗。倒塌的教学楼前，镇上唯一的挖掘机在作业，来自山东的消防官兵用随身携带来的设备试图挖出废墟底下埋着的老师和孩子们。 9岁的吴鑫磊是映秀中心小学三年级（1）班的学生，该班的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为了照顾病愈的吴鑫磊，在教室批改作业的班主任让他留下来写作业。这两人也就成了地震中三年级（1）班的遇难者。 吴鑫磊的母亲余世英告诉记者，地震后，小学老师和家长们立刻开展自救，但是她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我以前不敢看尸体，父亲过世都不看最后一眼。”但为了找到儿子的尸体，余世英天天守在小学救援现场，只要救援官兵抬出一具尸体就扑上去辨认，找那个“穿白格上衣、牛仔裤及黑凉鞋”的男孩。 40多岁的小学校长谭国强，一身泥泞的衣服上全是血污，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还是孩子们的。他只有用不停休的挖掘来掩盖自己的悲伤。余世英告诉记者，校长四天三夜没睡觉了，他一直忙着救孩子，他的老婆和妈妈就埋在旁边的废墟底下，但他一直忙着抢救孩子们。 与映秀中心小学同样备受关注的是映秀镇的门面建筑“漩口中学”。一进入映秀镇便能远远看到漩口中学正中严重倾塌的教学楼，一楼被“钉”到地底下，高一(2)班的刘杰当时正在二楼上政治课，一楼沉下去以后，他便从二楼顺利地跳了下来。 在映秀参与救援的官兵希望改写存活率数据。死亡的气息悬浮在映秀上空，但每一个废墟下也蕴含着希望 映秀镇确实已不存在，这里是真正的震中。在地震发生后，它瞬间从世界上被抹掉了。记者看到，环绕着这座小镇的群山，几乎看不见绿色的植被。大范围的滑坡和泥石流，在山体上撕出了巨大的土黄色伤口，然后顺势而下，掩埋了山脚下的房屋。 夜深的映秀，漆黑占据所有视野。本报记者再一次来到映秀中心小学，面前的废墟下还压埋着200多个孩子，数十米外的江水还在流淌，山上滚下的石头砸进江水中，不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刚刚到来的部队点起的篝火正在驱走寒冷，星星点点构成微弱的希望。 拯救生命的奇迹 “震后半小时内获救：95%以上存活；震后1天内获救：80%左右存活；震后2天内获救：50%左右存活；震后3天内获救：35%左右存活；震后5天内获救：不足10%存活。”这是32年前唐山大地震得出的被埋人员抢救存活率数据。 在映秀参与救援的官兵希望改写存活率数据。死亡的气息悬浮在映秀上空，但每一个废墟下也蕴含着希望。身穿着或黄或绿或红色的专业服装的救援官兵跳进损毁的屋子里，用电子器械探测生命迹象，用专业灯具观察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在这场超长时间的营救中，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一次次的方案思索，都好似穷其一生的力量。而在记者待在映秀的两天里，几乎每天都有幸存者获救。在映秀镇发电厂，来自山东公安消防总队的救援人员正在一堆废墟之上小心翼翼地敲打。他们的目标是废墟底下埋着的一男一女，尽管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超过120多个小时。 不时袭来的余震增加了救援难度。16日，救援队伍本已打通废墟，看到了压在下面的女性幸存者，他们甚至让一名队员钻进洞中爬行了10米，但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余震将所有努力毁于一旦，救援工作不得不在17日重新开始。 5月17日下午，山东公安消防总队副总队长陆长春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都是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实施救援，用最原始的方法对付倒塌了的现代化建筑，如果有专业的救援设备进来，救援时间可缩短一半。我们的救援队员通过打通的小洞为这位女性幸存者喂了水，顺利的话在晚上完成救援。”当晚23：00，本报记者离开救援现场时，救援仍在持续。 据本报记者了解，救援队伍16日18：58在映秀中心小学救出一名10岁女孩，在23：10又救出一名女青年。山东潍坊特勤中队指导员吴永康说，在营救这名女青年时，由于她身上牛仔裤的装饰铜扣压在了肉里，救援人员最后用剪刀一点一点把牛仔裤剪碎，以减轻女青年的疼痛，整个救援时间持续了整整12个小时。 顽强的生命力在灾难面前勇敢绽放成一朵娇艳的奇葩。5月17日18：15，一名来自贵州的男青年在被埋废墟下近124小时后，被上海公安消防总队地震救援队成功解救，成为目前映秀镇灾区灾中生存时间最长的幸存者。“这是生命的奇迹，作为孩子的父亲，感谢所有的救援人员。”获救者的父亲蒋林齐告诉本报记者。 5月18日18：00，映秀镇又传来让人兴奋的消息，被困146小时的映秀电厂职工沈培勇（音）获救。 据悉，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广东、重庆等十余省市的专业救援队伍、医疗队伍、防疫队伍配合四川省内的抗震救灾队伍以及数千名解放军官兵，在映秀镇联合展开了逐户搜救行动。 截至5月17日17：22，由上海消防总队总队长陈飞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救援队已在震中汶川映秀镇救出38名幸存者。“发现一个活体不容易，抢救一个生存者更不容易，多救出一个生存者是全国所有消防官兵的心愿。”陈飞告诉记者。 打通生命线 自5月12日发生8.0级地震以来，映秀镇便与外界失去联系数十小时，成为一座“孤镇”。 地震引发山体大面积滑坡、桥梁中断、道路被毁，并导致通信联络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常规的通信手段已不能发挥作用。突然恶化的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灾情，从12日晚开始，映秀开始降雨，13日凌晨雨势加大。瓢泼大雨加大了救援难度，山高路滑，救援部队行进更加艰难。 5月14日，驻渝某集团军工兵团打通通往映秀镇的水上运输线。15日起，驻渝某集团军再次投入工兵团、某炮兵团的1000余名官兵，启动8台大型工程机械装备，采取人工爆破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开辟从漩口铝厂至映秀镇之间的陆路通道。 “在施工过程中，连续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不少地段修了又垮、垮了又修。”参与筑路的士兵告诉记者。 目前，通往映秀的路，除了直升机，就只能坐冲锋舟和步行，从都江堰经紫坪铺，到映秀，要越过被塌方和泥石流阻断的35公里，必须多次从213国道断绝之处折向小路。国道下方是滔滔奔涌的岷江水，上面是摇摇欲坠的峭壁石，脚下是泥泞的砂石和雨水冲刷下来的淤泥。 泥石流和余震总是不约而至。大批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却不得不在这样一条“路”上往来穿梭，在狭长的岷江边形成一条长龙。 5月17日清晨7：00，在协助救援队搬运了两船救灾物资后，本报记者搭乘第一批开往映秀码头的冲锋舟，40分钟后到达码头。如果搭不上冲锋舟的话，则要越过黎明村，上紫坪铺大坝，沿着被塌方和泥石流阻断的公路步行。 从上岸码头到映秀镇不到6公里，但记者却足足步行了3个小时。5月16日，经救援解放军积极抢修，开通了一条从码头到映秀镇的简易公路，但又因17日凌晨发生的余震中断，记者只能再次翻到213国道，在一座塌方的公路桥前方，有一条泥泞的小路蜿蜒而上，坡度约75度，往返者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向上攀援，缓缓前行。 一路上，各种车辆数百辆停在途中。尽管大部分车主不在，但没有一个行人打车辆或车里贵重物品的主意。路边的幸存群众，自发地从自己家里拿出食物，送给受阻的外地司机。 道路中断，为救援带来极大障碍。靠近都江堰的民用码头处囤积了大量救援物资，军用大卡车和民间车辆还在昼夜不息地往码头运输各种物资，但却无法及时运往映秀镇。 本报记者在映秀镇了解到，虽然上海、广东等地方的医疗队纷纷进入映秀，由于交通受堵，很多药物无法入内，医疗队只能携带简单药品救治伤员，被割伤、刺伤的伤者无法进行有效的伤口处理。 经驻渝某集团军千余名官兵47小时连续奋战，从都江堰通往震中映秀镇的约35公里水路、陆路交通“生命线”于17日16：16全线贯通。17日晚上，大批运输车正满载药品、食品、帐篷等救灾物资沿着“生命线”赶往映秀镇灾区。 警察宋建忠之死《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文祥 山西朔州、大同报道 “宋建忠死了！死在山阴县看守所。”宋的姐姐宋建珍在电话里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今年1月29日晚，因买官不成，身为警察的宋将掌管公安民警升迁、录用、调职的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杀害，另有3人受伤（本刊曾于第172期报道）。 据《了望东方周刊》调查，45岁的宋建忠，于5月12日凌晨4时许死亡。一个重案的犯罪嫌疑人，缘何在看守所里死亡，其中的故事犹如他杀死上司李慧敏一般引人关注，本刊记者日前再次赴山西调查。 朔州市山阴县公安局局长张乐样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虽然尸检报告没有出来，但可以肯定的说宋建忠是自杀的。山阴县人民检察院王检察长告诉《了望东方周刊》：“检察机关正在调查案情，看守所两名当班民警已被拘留，关押在应县看守所。” 宋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解释，认为宋建忠的死另有隐情。“宋建忠不可能在这个环境，这个时间，以这种方式失去生命。”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宋建忠看守所里死亡 坏的消息来自于5月12日中午的一个电话，大同市城区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陈队长打电话给宋建珍，告诉他们到山阴县公安局与宋建忠见面。 “我感觉这不是个好事，怎么可能和弟弟见面呢？挂了电话后，就对家人讲，难到弟弟出事了？”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当天下午3点多，我们家属赶到山阴县，在公安局三楼会议室等到晚上9点多，会议室进来四个穿警服的人，有公安局的纪检书记王世邦，检察院的纪检书记侯跃文，还有两名办案人员。 不祥的预感随即应验。公安局纪检书记王世邦宣布宋建忠自杀死亡，时间是5月12日凌晨3：40分。哭声与叫喊声，顿时在房间内炸裂开来。随后，王世邦领着宋建珍等人到山阴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太平间外面的水泥台上，宋建珍看到了弟弟的尸体，赤身裸体着。 3个来月没见着弟弟，宋建忠已然面目全非：眼睛嘴巴紧闭且呈黑紫状，淤血清晰可见，下巴使劲朝下低着；脖子上有一道深宽约1厘米的勒痕，一直延伸至耳朵根后；右腿伸直，左腿弯曲，小腿处呈红紫色。 尽管作了最坏的打算，但见到弟弟的尸体时，宋建珍仍瘫软在地。“回过神来发现，法医、摄像人员都准备就续，一切都安排好了，等我们家属在验尸单上签字后，就开始解剖尸体。”宋建珍向《了望东方周刊》追述当时的情景。 没有其他的选择，宋的家属就在验尸单上签了字。宋建珍要求到第一现场看情况，了解弟弟“上吊”的原因，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已找不到王世邦了。次日，宋建珍在山阴县检察院的办公室里“堵”住了检察院纪检书记侯跃文，但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不会同意”。 “我们咨询过律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让家人看第一现场。”宋的家属表示，宋建忠属于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事故，在看守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说明监管方面不到位。难道看守所无人看守？有无监控设备？是看守所的渎职造成对宋建忠的人身伤害。 此外，宋建忠身上的勒痕，也让宋建珍产生怀疑。“耳朵下边的勒痕同样深且宽，约有一厘米，五官均呈黑紫色。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吊后的症状，但我相信弟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自杀。”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法医病理上的解释是，身体被吊起，通常有死于缺氧的症状，这包括有皮肤蓝色、眼球血管爆裂和肺部膨胀。法医通常会检查颈上的绳索痕迹，如果其边缘红肿，则受害者吊上时还是在生的。反之，没有像炎症哪样的痕迹，则暗示受害者被吊上去前已经死亡了，并借此作为掩饰。 通常情况下，勒痕将引导法医作出正确的判断。 宋的家属期待着尸检报告有个明确的说法。“当时说三、四天就会出结果，现在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家属还没有拿到尸检报告。”5月18日，宋建珍又一次堵住了侯跃文，他说一个月才会有结果。 公安局长称“肯定是自杀” 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关押在看守所里的重案嫌犯，宋建忠选择什么工具“上吊自杀”。 “宋建忠是撕破床单和秋裤，勒起来作为上吊的绳子。”山阴县公安局局长张乐样告诉《了望东方周刊》。他强调，虽然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检察院也在对案情调查，但可以肯定的说宋建忠是自杀的。 “看守所的监房设有窗户，而且是玻璃窗，因此窗户上横了钢筋加固。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认为宋事先将床单、秋裤等撕开后，挂在钢筋，然后将自己吊了上去。”张乐样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同监房的人发现后，按了报警器，值班民警赶到后，急忙将宋抬了下来，据说当时还有一口气，但送往医院后死亡，比较确切的时间是凌晨4：20分。 在张乐样看来，宋的家属是在胡搅蛮缠。“宋建忠死后留下绝笔书，上面写了‘自杀是一种解脱，不要为难看守所民警’，学习笔记中也写了一些要对贪官惩罚的字眼。” 据《了望东方周刊》调查，宋建忠被逮捕后，在大同市看守所关押了两天，于2月2日送至山阴县看守所。同监房的人除了宋外，还有9个人，宋建忠死前难道没有一点征兆？ 张乐样说：“宋建忠是重案犯，又是公安内部人员，人比较特殊，看守所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他也很照顾。案发前，看守所的值班民警和同监房的人，都没发现宋建忠有异常举动。” 宋建忠死在山阴县公安局看守所，张乐样说，对山阴县公安局是个麻烦事。“当时考虑到宋是警察，在大同市有人脉关系，为防止串供或托情，遂将其转移至山阴县看守所。” 山阴县人民检察院王检察长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宋在绝笔书中说，不想活了，死后不要为难看守所民警。”但王以案件还在调查中为由，拒绝向本刊记者出示宋建忠留下来的“绝笔书”。 王检察长称，看守所里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事件应该不稀奇，有病死的，有打架死的。宋建忠的死引起大家重视，是因为他的前案影响大，记者们肯定会关注。检方得到消息后，立即介入调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查实之后要严惩，给家属一个说法。看守所两名当班民警已被拘留，关押在应县看守所。 宋的家属向《了望东方周刊》提供了一份材料，称是宋在狱中写的申诉书。该申诉书有一段声明：“我并不为自己表白辩解，我当时第一选择就是以命抵命，身后任人评说。对死，我毫不畏惧，也绝不会苟且偷生，如今既然活过来了，就要等到法律的判决，并且一不上诉，二不请辩护律师，只以秃笔来释放自己的所思所想。” 祸起“赃车事件” 宋建忠杀死李慧敏，最终自身也非正常死亡。在他姐姐宋建珍看来，这一切都是缘于“赃车事件”。 去年11月，宋建忠的外甥开的车被交警扣下，但交警检查发动机后证实为赃车，因此将车拖到大同市公安局刑警四处，这辆桑塔纳原是大同市南郊区一位纪检干部送给宋建忠的，车牌1190也是套用该区某领导的车牌号。 “宋建忠原来管着京大高速公路的治安工作，跟投资老板关系不错，帮这位纪检干部安排了两个亲戚在京大线上工作，送了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车作为回报，宋建忠开了四、五年后又送给外甥。”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这位纪检干部告诉宋建忠，已跟刑警队打过招呼，可以去把车开回来。 宋建忠随即到刑警四处，准备将车开回去，被该处处长赵风林以“窝藏、转移赃车”的罪名拘留。后又通过徐锦荣找关系，花了5000块钱，交了3万块钱押金后，在李慧敏帮忙下办了取保侯审手续。 晚上10多点钟，宋建忠回到家，“十分生气，嘴里不停地的骂人”。随后发生的事，令宋建忠没有料到，取保侯审通知书送到单位后，领导对他作了停职处理，执法证、警车等被没收。 在宋建珍的记忆中，停职后至杀死李慧敏前的两个月里，宋建忠没有工作，情绪不好，时常喝醉。宋也曾试着找关系，希望能将取保侯审的事抹掉，不影响到这次干部人事调整。 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赃车事件’很奇怪，桑塔纳宋建忠开了四、五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问题，而且是以‘窝藏、转移赃车’的罪名进行拘留，取保侯审后紧接着又是停职处理，我认为宋建忠是掉进人家设好的圈套里。”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新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对《了望东方周刊》说：“我收到宋建忠的姐姐给寄来的一份材料，反映了赃车的事，但她没提供有效的材料，我找了办案人员进行了调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年，车肯定是个赃车，但南郊区的同志失口否认跟这个车有关联。” 但宋的家属表示，“赃车事件”对宋建忠打击很大，升迁的希望彻底破灭，遂发生了这一系列悲剧。 宋与李的矛盾 宋建忠作为郊区的交警，如何能接识掌管公安民警升迁、录用、调职的政治部主任李慧敏，关键的牵线人是徐锦荣。 李慧敏被杀害后，本刊记者就曾赴大同进行调查，发现宋的家庭关系并不和睦，与妻子的感情一般，生有一女，宋建珍也证实了此点。“弟弟跟徐锦荣处了两年多，通过徐跟李慧敏建立了联系，徐是李的侄女，还是山西省某位领导的侄女。” 宋建珍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宋建忠是官迷心窍，总共给李慧敏送了30多万，他亲自送了10多万，其他的通过徐送的，李慧敏也答应推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今年推明年，今季推下季，不了了知。” 悲剧遂于今年1月29日深夜发生。善长拳术的宋建忠，在交涉无果后，持刀行凶，制造了一起一死三伤的惨案。伤势较轻的徐锦荣打电话报案，将宋建忠的手机号、车牌号告诉警方，警方因此很快锁定宋建忠的方位，并抓捕归案。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大同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对《了望东方周刊》说：“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宋建忠的作案动机很简单，想办事，没办成，退钱又不成，遂行凶杀人。根据宋建忠交代，他给李慧敏送了三次钱，分别是8万、2万、10万，共计20万元老，但这只是宋的单方供词，由于李慧敏死亡，也无从查证。” 宋建忠家属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李慧敏在凤凰花园有两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在北京、上海也有住房。李的大女婿从铁路系统调到南郊一个派出所，后调回市局担任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兼职一大队队长。二女婿也是从铁路系统调到公安局，从经侦支队调到交警支队担任七大队副大队长。 笑称是“奉命行事”的苏浩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因裙带关系混进公安局的情况还不了解，公安局内部机构超编严重，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很多，我准备在大同推行一套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坚持用业绩来考核公安干警，我的任期内绝对不允许出现用钱买官的事情。” 11年的科级干部生涯 经济学上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逊丛林中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会因此掀起一场风暴。从杀死李慧敏的举动来看，宋建忠想做这样一只“蝴蝶”。 “本人作为被告人，实施本案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自己深受其害的身家性命去铲除吃人不吐骨的贪官，用微薄的身量去阻挡少数腐败官员不择手段敛财之恶行。”宋建忠在申诉书中说。 什么原因促使宋建忠要做这样一只“蝴蝶”？ “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以前公安系统有多少人多少次告过都没有回音，我同时知道，此人背后还有省部级高官，并且此人在大同公安系统的影响之大，为此，我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其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份无法考证的申诉书。但山阴县公安局局长张乐样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宋建忠死后，留下的学习笔记中，也写了一些要对贪官惩罚的字眼。” 公开的资料显示，1979年宋建忠参加工作，1987年加入共产党，在银行、公证部门、党委机关等多个部门工作，1996年起担任副科级督查员，次年转入公安交警部门工作。 从事过党委秘书的宋建忠，也是个文字爱好者，著有一本很“粗糙”的书。“自幼好学上进，爱文尚武。”其哥宋建国这样评价。刚转入交警部门时，宋建忠的工作得到一定认可。 1998年，京大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时，宋建忠被抽调到总指挥部保卫组，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组长，负责全线60多公里的治安巡查和沿线三县区公安部门的工作协调，因工作出色，得到市领导的多次表扬。此后的2002年，宋建忠分管兴旺中队，兴旺公路是大同市南郊区为了解决云岗、高山等乡镇煤炭外运引进外资修造的一条山区公路。 宋在当年的述职报告中称“这条路因隧道长、沟坡大、转弯急，成为交通事故易发的‘怪路’，经过一年的工作，杜绝了因交通设置不合理而引发的各类违章行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然而，直至案发，宋的职务仍是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二级警督，还只是个副科级干部。11年的科级干部生涯，使得宋建忠经历了很多。 申诉书称：“看到同龄或比自己小的，同档次或没有自己这点资历的，同办公室的一个个荣升，尤其是目睹了这个领导的女婿，那个领导的侄子、外甥，儿女就更不用说了，都直接走上了主要领导岗位。自己那点可怜的上进心，也可以叫做‘官瘾’，特别是年龄问题的困扰，想抓住最后一个机遇的想法日渐强烈。”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今年1月24日，也就是宋建忠杀死李慧敏的5天前，他修改了一篇怀念父母亲的文章。宋的父亲是革命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参加过中国的铁路大建设。 宋的父亲于1995年过世。“父亲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宋建忠在文中称赞父亲。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母亲做的“银裹金”面片，外面一层白面，里面是玉茭面，白面裹起玉茭面，擀好面后切片下锅即成特色面片。 “我母亲80多岁，弟弟死亡的事一直瞒着老人家。”宋建珍说。 也许宋建忠后悔了。申诉书中说：“现在，我恨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虚荣心，也恨自己身单影只却硬往买官卖官这趟车上挤，但更恨这趟车上的主人无情、冷血、漠视，我对自己所作之事毫不后悔，只是感到愧对家中老母、妻女，自己怎么走了都行，却苦了他们。” “蝴蝶”一旦落网，他会不会坦白交代？这是折磨得很多人寝食不安的未知数。然而，来不及等待法律的惩罚，宋建忠这只“蝴蝶”再也无法振翅。 冰冷的大同恐怖的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文祥 太原、大同报道 1月31日晚上，本刊记者抵达大同市，这是本刊记者一个月内第二次到此采访，比记者来的更频繁的，是公安部的督办人员。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同市接连发生四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举国关注。其中包括去年12月10日发生的特莱维美容院****、抢劫、伤害案；今年1月11日发生的《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被伤害致死案；1月15日发生的龙港苑小区爆炸案。1月29日深夜，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被下属谋杀在家。 “平时积累起来的一种爆发。”大同市民吴先生如是评价。 大同警方拒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却无法掩盖大同社会治安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一系列的恶性案件也拷问着大同公安的水平和能力。 恶性刑事案频发 位于晋北的大同市，丘陵缠绕，储藏了可以温暖半个中国的煤炭资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采矿工业繁荣。然而，2007年春节前，一幕幕的悲剧却在这个以煤闻名的城市上演。 2006年12月10日凌晨，内蒙古人韩登兵砸开特莱维专业护肤中心的大门后，将16岁少女昝某****后，抢走她身上仅有的13元钱，并残忍地将一根长64厘米的钢管布拖把捅入她的下体。 对于受害者昝家人来说，这惨忍的一幕，或许永远都无法消除。因嫌犯作案手段残忍，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2007年第二起全国性挂牌大要督办案件”，但大同警方的行为更令人寒心。 据《山西晚报》报道，据报案中心记录，警方首次接获报警，是凌晨1时45分。110指挥中心即时通知辖区派出所，但获“报案人电话打不通”的回报。110指挥中心第二次接报，已是凌晨2时58分，但辖区派出所接通知后6分钟，又回报“现场无人”，并强调第一次有派员到场，但敲门无人回应。 在1月23日该案案情通报会上，大同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没有提到这一关键问题。 尽管当晚值班的3位警察在案发后已被检察院带走，但至今没有公布处罚结果。 悲剧没有结束。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工作人员兰成长被“黑煤窑主”侯四打死（本刊168期作过详细报道），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 悲剧仍在继续上演。兰成长被打致死案后的第四天，大同市龙港苑小区15号楼3单元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整个单元毁损，4人死亡，6人受伤，小区117户居民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1月23日，大同市公安局在大同云冈国际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述三起刑事案件的侦破情况。“大同公安搞这个发布会，有庆功的意思，严格来说，只有****案算是破案了，后两起案件仍是疑点重重。”参加当天发布会的一位媒体同行说。 6天后，惨案又发生了。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在家遇害身亡，另有3人受伤。案发6个小时后，嫌犯宋建忠被抓捕归案，居然是该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 连日来，这一系列恶性案件，一宗接着一宗的刺激着大同市民的神经。“快过年了，容易出事，大家要警惕。”大同市民在手机短信上、论坛上及QQ上相互叮嘱。 大同网民在百度贴吧发的贴子——《大同，你怎么了》，吸引了大量大同人的关注。贴中感叹说：“又逢年终，在这座美丽的煤城，一幕幕的悲剧依然在上演……一个个有良知的人不禁想问：大同，你怎么了？” 大同坊间谈论着更多没有被批露出来的案件：23路公交车被洗劫案；15路双层公交车恶性****案；浑源公路边哄抢花生事件。大同市民吴先生感觉不可思议，23路和15路公交车都在大同市繁华的区域运行。 由于大同警方拒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对市民谈论的案件没法一一核实。这一系列的恶性案件，一方面暴露出大同社会治安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也在拷问大同公安的能力。 也许从两个细节可窥出端倪。本刊记者两次到大同出差，有两个现象让记者疑惑。在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中高档车轿车车尾不挂牌，穿警察大衣的市民随处都是，这暴露出大同警方对车牌、警服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同有钱有势人的车要么挂北京车牌，要么车尾就不挂牌。”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就大同这段时期的治安问题，本刊记者联系了大同市委市政府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民，希望能采访大同市委市政府主管社会治安的官员时，谷表示，领导们都在省里面开两会，无法接受采访。 受害者家属的哭诉 2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本刊记者分别走访了这四起案件的受害者家属，除李慧敏的家属婉拒记者采访外，其他人都欣然接受。 12•10****案受害少女仍在大同第三医院妇科住院病房接受治疗，目前恢复情况良好。受害少女的母亲不愿去回忆那惨忍的一幕，“希望女儿能坚强的生活下去，这也不是丢人的事，是遇上歹徒了。” 受害少女家在大同郊区农村，爸爸开出租车，妈妈是家庭妇女，有一个姐姐在上大学，还有个弟弟在上小学。“所以的费用是孩子他爸在交着，好些不愿留下名字的人送来了钱，政府部门只有市妇联送来了1000元钱。”受害少女的母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死者兰成长的家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家属要求参加新闻发布会，却被警察阻止进入，还说不要披麻带孝，影响不好。”家属对警方的破案结果提出三点质疑：“一，警方早就说锁定了元凶，而未及早抓捕，最后通报却是元凶投案自首。二，常汉文说，兰成长曾说过，亮个证矿上起码给个1000元钱，这是一面之辞。三，出事黑煤矿状况到底如何？有没有瞒报事故？” 龙港苑爆炸案中，邢女士家是损失最惨重的。“我妈的尸体是第一个从事故现场抬出来的，父亲在抢救了四天后死亡，姐姐最开始是报失踪的，四天后她的尸体才被找到。”邢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警方初次公布的遇害者名单里，邢女士的姐姐邢亚琴是被报失踪的。“我知道姐姐肯定埋在废墟里，因此见着消防官兵就下跪下，求他们救救姐姐。”直到18日下午，消防队的求援人员才发现了邢亚琴的尸体。“我哥和弟将姐姐的尸体拉了出来，姐姐的样子是惨不忍睹，脸上全是土。” “亚琴除了头顶上有一点创伤，其他部分都没有受伤的痕迹。我们觉得爆炸后她肯定没有死，被压在废墟里出来不，晚上冻死的。”邢亚琴的舅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四天没有挖出一个人来，这些人都在干什么？”邢女士质问说，爆炸是8点55分发生的，9点钟后表哥往我姐的手机上打了两次电话，其中有一次打通了。然后，我到移动营业厅打印电话的记录清单，想证实表哥打给姐的电话是否通了。 这一个小心，却让邢女士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从15日下午6时到22日，姐姐的手机被人用了7天，直到手机欠费63元才停用。清单还显示，拿着手机的人还两次拨打10086，查剩余通话费用。手机是什么时候出去的，现在在谁手上，公安目前也没有给我们答复。我家原有大量现金、黄金首饰目前也不知在何处”邢女士说。 更让邢女士伤心的事，是她去替妈妈和姐姐消户的遭遇。 1月25日上午9点，在一位政府人员的陪同下，邢女士到振华南街派出所，替死去的大姐和母亲办理消户的手续，没有想到的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 “当时我趴在户籍室的窗口问，办理消户是在这里吗？自己是龙港苑爆炸案的受害家属，还告诉她是侯所长介绍来的，但负责办理消户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理睬。”邢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连问了7句，都没有得到答复，邢女士当时很生气的说了句：“你们是不是警察？” “我是不是警察回家问你妈去。”户籍室的工作人员这样答复。 “我妈在1.15爆炸案中已经去世了。”邢女士哭着说。 “你妈死了活该。” “我本以冰冷的心彻底的碎了。没有办理消户手续就回来了，并将这些事情告诉给指挥部的马局长，马局长打电话叫来督察，到派出所了解情况，那个工作人员才过来道歉，我没有接受。”邢女士说。 大同交警谋杀政治部主任案大同交警谋杀政治部主任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文祥 太原、大同报道 1月29日晚上11时许，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在家遇害身亡，另有3人受伤。案发6个小时后，嫌犯宋建忠被抓捕归案，竟是该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 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有批评者指出，从表面看，这是一起买官失败杀人案件，但是，透过这起杀人案件，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买官卖官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大同市公安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 日前，公安部已派专案人员在调查此事，山西省纪委调查组也已进驻大同市。 李慧敏之死 把各方描述拼凑在一起，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慧敏的死亡经过。 2007年1月29日晚上8：55分，宋建忠开着警车来到大同市凤凰花园8号楼，与他同行的是大同市法院的工作人员徐女士。宋建忠此行目的，是因对这次公安系统的人事调整不满，到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家交涉。 两个半小时后，宋建忠从李慧敏家仓皇走出，驾驶警车离开凤凰花园，朝着内蒙古方向逃窜。 30日零时许，大同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大同市凤凰园8号楼发生一起命案。赶到现场的警察初步查明，李慧敏已死亡，其家中还有3人受伤，分别是：与宋建忠同去的徐某，现年40岁，是李的侄女；19岁的保姆田某；李慧敏的孙子，1岁左右。4名受害人致死致伤原因为钝器击打。 案件发生后，警方很快就将宋建忠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从大同至呼市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的监控录相上获悉，宋开的警车刚从收费站驶过。 山西省公安厅组织指挥大同、朔州、忻州等地公安机关设卡堵截，协调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在相关地区设卡堵截，迅速展开追捕工作。大同市公安局也派出6路追捕队伍，分别向不同方向追捕。 此时，宋建忠已逃窜至呼市境内。但呼市警方早已在收费站出口布局等待，考虑到宋是警察，怀疑其身上有枪，呼市警方只是将他的警车围拢，没有上前抓捕，等待大同警方到来。 6时20分，宋建忠被缉捕归案。警方上前抓捕时发现，宋建忠在车内用刀抹伤了自己的脖子，试图自杀。目前，宋仍在医院救治。 宋建忠的动机 “根据小区的监控录相显示，宋建忠的车子是当晚8：55分进入凤凰花园，11：30分离开。”凤凰花园物业的工作人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宋建忠恕而杀人。 案发后不到6个小时，宋建忠即被缉捕归案，但大同警方一直称“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拒绝透露更多的详情，因此，大同坊间、甚至是公安系统内部，对宋的作案动机也是议论纷纷。 当地知情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目前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公安局调整班子前，宋建忠给李慧敏送去30万元，但宋并没有得到想要的职位，案发当天晚上他到李家索还这些钱，双方发生争执，李打电话给公安局四处，称有人在家中捣乱。宋恼怒成羞，从厨房中拿出菜刀，将四人砍死（宋以为4人都死了），随后驾驶警车逃窜。 “案发前，宋建忠来过凤凰花园三、四次，都是开着警车，我们知道他是交警大队的，但对他来干什么不清楚。”凤凰花园物业的工作人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本刊记者多次到大同第三医院神经外科住院病房探寻，目前三名伤者病情况稳定。2月4日下午，本刊记者在四号病房看到了死者的孙子，一对青年男女在陪护，当记者表明来意后，其中的男子将记者带到病房外称“不接受采访，具体情况问警方”。 2月3日、5日，本刊记者两次来到大同市公安局，但被告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邓颖文称：“宋建忠还在医院救治，案件仍在调查中，没有新的情况可以透露。”本刊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公安部已派专案人员调查此事，山西省纪委调查组也早已进驻大同市。 死者李慧敏何许人也？公开的资料显示：死者李慧敏出生于1951年8月，山西临汾人，生前的身份是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同时是市政协法制委员会委员。 本刊记者在大同市公安局北楼政治部的办公室发现，李慧敏的工作简历依旧挂在政治部的宣传栏上。宣传资料表明，政治部下设干部处、组织处、宣传处及综合教育等部门。在公安系统内部，是个不折不扣的实权部门。 2月6日，李慧敏的遗体在大同殡仪馆火化，现场摆放了近百个花圈。连日来，大同市民对李慧敏之死和她的身世议论纷纷。“李跟省里的某个领导有亲戚关系，最开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户籍警察，后来一路高升。有3个孩子，开着奔驰、宝马的好车，挂的是北京的牌子。”大同市民吴先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爸爸不在了” 2月2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宋建忠的工作单位——交警支队南郊大队，一栋很不起来的两层旧楼，这个交警大队管着大同市的几条运煤专线，是很多交警羡慕的部门。“他是个好人，喜欢喝酒，就是脾气冲了些。”宋的同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事发前，好几天没有在办公室看到他。 对于李慧敏遇害一案，南郊大队的交警都不愿意发表看法，称不知道宋跟李有什么仇恨。本刊记者在该大队的宣传栏上看到，南郊大队除了大队长、教导员外，还有三个副大队长，两个副教导员，宋是其中之一，如果按宣传栏上的顺序排位的话，宋的职位在这个大队只能排到第七。 “自私，混蛋，糊涂。”宋的妻子这样评价他的杀人行为，“他一点都没有考虑这个家，考虑女儿的感受。” 案发后，宋都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直接往呼市方向逃窜。30日凌晨两点钟许，宋的妻子和女儿睡着了，被电话铃声吵醒了，随后又是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打开门后，她发现外边站着好多警察。警察问，是宋建忠家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警察出示了逮捕令，开始搜查。宋的妻子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丈夫犯了这么大的事，杀了人，还以为他喝醉酒后打伤人逃跑了。” 现年45岁的宋建忠是1990年结的婚，此前一直坐办公室写材料，1997年才调到南郊大队当交警。有一个15岁的女儿，目前在上中学。在妻子的印象中，“宋建忠的脾气不好，很暴躁。”夫妻关系一般，在家里俩人常吵架，宋爱摔东西。 “宋建忠与被他砍伤的徐女士交往频繁，徐是李慧敏的侄女，此前两人通过多次电话，当晚也是徐带宋到李慧敏家的。”宋的妻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宋建忠常不在家，偶尔回来也是早出晚归。事发前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听说他新买的车出事了，具体情况也不知道。 “爸爸不在了。”这是宋的女儿对本刊记者讲的第一句话，她已意识到将永远的失去爸爸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农村相亲，没有山盟海誓的婚姻故事农村相亲，没有山盟海誓的婚姻故事
正月初二，是崇仁县孙坊镇赶集的日子，众多的男女青年云集镇上，一幕幕相亲的故事在这个镇上的各个角落上演。这些青年男女是“遵从父母之命”，利用春节假期回乡定婚事。 男女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打工，利用春节回乡完婚，成为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婚姻模式。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之为“闪婚”。与传统的“三分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相比，新的婚姻方式让他们少了一份踏实，而与现代的城市婚姻相比，他们又少了一份安稳。 近两年，这种婚姻模式倍受媒体质疑，被指责缺乏信任的基础。然而，相对于城里举办的各类相亲秀，农村相亲更有一种纯朴味，这些农村青年的目的很单纯，希望通过媒人的介绍和春节间短暂的接触，来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另一半。, 在农村，这种婚姻模式不断在延续。 小镇上的相亲故事 2月16日上午10时许，李明跟着媒人李老汉来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离他所在的村子有5里多路，这是他是第三次来相亲。 今年22岁的李明，看起来显得很腼腆，初中毕业后在深圳打工两年，家中弟兄两个。对于这种相亲方式，李明有些不情愿。“小伙子木讷的很，三锤砸不出一个屁来。”李明还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女方家属对他的评价。 2006年春节，家人通知李明回家来相亲，他在家中只待了四天，大年初三就回深圳了，如果不是家里人三天两回的催，今年他原本是不想回家过年的。李明说，但他不想违抗父母的意愿。 一会儿，女孩的婶婶和姐姐打头阵先来“审查”了。在农村相亲，能不能过亲友这关很重要，因为当事人很少有机会仔细“审查”对方，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亲友的描述。 不断有亲友来到女孩家中，要好的姐妹、嫂子、大娘等，都要对男孩“过目”一番，李明不得不站出来，尴尬地让女方的“陪审团”认真审视，拿烟、糖招待这些人。 在农村相亲，男孩一般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女孩同意，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都在80%以上。农村男孩，一般在18、19岁就开始被大人们张罗着找对象，惟恐年龄一大成为“老大男”，20岁或者20岁以前结婚的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众多亲友“过目”后，女主角孙梅才出来了，穿着一件橘红色的上衣。她过完年才20岁，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初中毕业后的孙梅到宁波一家服装厂做工，这也是农村最普遍的现象，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无缘进一步接受教育，只能外出打工谋生。 孙梅进门后，盯着李明看了几眼，但她并没有问什么话。处于花季年龄的少男少女，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男孩女孩适合自己，对于这种“见面”式的订婚方式，他们并不太接受。但是，由于环境和生活圈子的狭小，更多的年轻人只能屈服于这种“相亲”，婚姻质量的好坏，全是由第一次见面的感觉来决定。 一会儿后，孙梅背过身，倾听亲友们的意见。男方这边，李明对孙梅的感觉不错，期待着和她单独交谈的机会，他将这个意思透露给媒人，让媒人去沟通安排。 一般情况下，如果双方认为基本差不多的时候，媒人都会安排让男孩和女孩有一定时间的单独交谈机会。 很久以前，这种“见面”，女方会问一些“家中弟兄几个？几亩地？”等问题，往往都是女方主动，现在关注的是男孩“在哪儿打工？收入怎么样？”。 孙梅的家人向媒人转达同意交谈的意见。李明和孙梅一前一后，离开众人，单独交谈，双方聊了30来分钟，感觉都不错。剩下的事便是媒人和两方的母亲商议彩金、彩礼。 如果这桩婚事成了的话，男方为了这桩婚姻也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从给女方的彩礼、彩金，到结婚宴请亲友，一般至少要花费5万元以上，多的更是6万以上。这在农村，是个不小的负担。 农村父母辛苦一辈子，都在忙三件事：建房子；供子女读书；给儿子娶媳妇。 20分钟后，双方母亲商议的结果出来了，男方给予彩金5万，并给女方购置“三金”，办一场过门酒宴。这三项加起来要花费6万元左右。待这些事办完了，女孩就跟着男孩一起外出打工。 真实的农村婚姻 一桩关系男女终身的大事成败就在那一瞬间，这是农村最真实、最普通的相亲过程。由于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春节就成了“相亲”和结婚的高峰期，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会选择着这个期间来“相亲”或者结婚。 在崇仁县一带的江西农村，年轻女子的父母也因此开出了4万到5万元的价码。这种快速确定婚姻关系的现象被媒体称为“闪婚”新乡俗。 崇仁县地处赣东，是江西省抚州市所属县城，人口28万。据公开报道，其中近7万人长年在外务工，是个名副其实的“打工县”。男女青年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就会随同其中的一方到沿海城市打工。 “以前单身的时候，也想过自己找个女朋友慢慢交往，但在外打工，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上海从事窗帘销售的刘辉说。他是崇仁六家桥乡人，2000年来到上海。 “在外地，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每天从早忙到晚，交际的圈子很小，很难交到合适的女孩子。”2003年，刘辉21岁，在农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早日抱孙子是他父母的一大心愿，这年春节前，父母在老家托媒人给他相了一个对象。 “我过年前回家和女孩子见了一面，双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这么定下了。”刘辉和说，没过几天，他给女方交了3万元彩金，之后就一起去了上海。 刘辉和妻子相亲时曾闹出一个笑话，双方见面后，刘辉约女孩出去逛街，回来后买了三双袜子，被亲友嘲笑“不解风情”。 现今，刘辉和妻子感情很好，育一双儿女，去年年底还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套房子。“从银行贷款了30万元，我不喜欢按揭这种方式，没有安全感，争取三年内还清全部贷款。”刘辉说。 2月26日，南昌火车站外，吴杰背着大包小包准备进站坐车，身后跟着的是刚确立婚姻关系的妻子王敏。吴杰和王敏是同一个镇上的人，他在深圳打工，王敏在泉州，小时候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吴杰高王敏两级，此前每年回家都能见到，虽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彼此间好感还是有的。对于结婚后的夫妻生活，吴杰回答：“走一步看一步吧，谁能晓得几年以后是怎么回事呢？” 除夕前一日晚上赶回家的赵军比较烦恼。今年23岁的他在佛山打工了4年，每次回家，父母都会张罗着为他介绍对象，母亲一直信奉“先成家后立业”的观点。这次回家，赵军一共相了三次亲，但他没有看中一个。 他很无奈的说，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他不想违抗父母的意愿，但也不想随便找个女孩子跟着过一辈子。然而，按照农村传统的计算方法，过年了，又长一岁了，横亘在他面前的那道年龄的坎又加重一道痕。 “务实”和“遵从父母之命”，是很多外来青工们利用春节回乡结婚的一个重要心态。 众多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也希望通过恋爱的方式来确定婚姻问题，但 缺少与异性相处的机会是他们选择恋爱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他们自由恋爱的重要障碍。 高额彩金的背后 维系这种婚姻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是高额的彩金，在江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又称为“婚约保证金”，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乡俗”，成了双方“愿打愿挨”的事。 “我们不懂啥叫‘闪婚’，但交了彩金就马上可以领女孩走，这在农村是个普遍现象。”媒人刘老伯说。刘老伯是崇仁白露乡人，近些年专职做媒，每个春节可以促成三、四对新人，这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按农村规距，媒人促进一桩亲事，男方要包一个一千元的红包。 已经无从考证谁是“彩金”的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这也就是最近7、8年的事情。但彩金的标价这两年是越来越高了。从最起初的1、2万到现在的5、6万，甚至是10来万。 李明的父亲感叹到，这一年的生意算是白做了。2006年春节，媒人给李明介绍了个女孩，当时女方家属只要4万元彩金，但李明没有同意，今年介绍的这个女孩，包括请酒宴一共花了63000元。 “打工经济”使得崇仁县虽处欠发达地区，但农民的生活已开始步入小康生活。“这两三年来，县城里的房价和娶老婆的彩金水涨船高，一年漫过一年，都是在外边挣了钱的打工者折腾的。”当地人这样认为。 跟风的习俗，使得彩金要价越来越高，很多家境贫困的青年男子望而却步。 “别人家都要钱，我要是不要别人还说我傻呢，女儿嫁过去后还会被男方家看低。”孙坊镇吴家村的王婶说。王婶生了三个女娃一个男娃，大女儿二女儿前两年都出嫁了，小女儿吴霞今年也20岁。 今年正月初二，媒人给王婶的小女儿吴霞说了一门亲事，男方家境较富，给了6万元彩金，还有黄金耳环一对、仿白金项链一条。在她所在的镇上，这算是个比较大的数字。 扎着马尾辫的吴霞，说起这事有点不好意思。“对他第一眼的感觉一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长相还说得过去。”晚上回家后，吴霞有点犹豫，经父母劝说了一下，她就同意了。 “哎呀，反正就那样吧。”她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找对象的。” 一些离婚的事实也在告诫人们，如果男的不要女的，女的肯定会吃亏的。王婶说，现在外面那么复杂，年轻人的变化也大，如果女婿变了心，彩金就一分也不会退了。 但众多女方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两个人关系较好，或生儿育女后，会将全部或大部分彩金返还给女婿，他们还是希望女儿嫁过去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 南丰蜜橘保卫战南丰蜜橘保卫战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4日 02:10 第一财经日报 孙文祥
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今年春节前夕，雨雪冰冻灾害导致赣南山区16万吨脐橙积压滞销。在中央领导关心下，商务部通过网络、报纸大范围发布供求信息，协调全国的运销渠道集中销售。全国人大代表廖丽萍所在的宁都县湛田乡，客商们把积压脐橙采购一空。果农们知道廖丽萍等要进京开会，就托她给商务部带去了感谢信。 饶富志的家乡盛产蜜橘，尤以原产于抚州市南丰县的“南丰蜜橘”闻名。2002年，他承租了崇岗乡的177亩荒山，当年种植药材吴茱萸7500棵，脐橙220棵；2006年又栽了2100棵南丰蜜橘，总投资近50万元。遭遇去年冬天的雨雪冰冻灾害后，让饶富志忧愁的倒不是果子卖不出去的问题，而是明年可能无果可卖了。 “南丰县45万亩蜜橘均受不同程度的冻害，其中地处山区的4.5万亩橘树可能会被冻死，累计蜜橘经济损失达16亿元，预计今年南丰蜜橘将减产20%。”南丰县蜜橘产业局局长袁跃跃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袁跃跃预计，开春后如果农资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尤其是复合肥料涨价，加上劳力、运输成本的提高，新上市蜜橘的产地交易价格（指“橘贩子”将收购到的蜜橘转手给销售商的批发价）将上涨10%～20%。 雪大灾重 2月15日，本报记者跟随饶富志来到果园，山上一片狼藉。“药材树压断了枝条冻死了，蜜橘树成三边四架的形状趴在地下，脐橙树的叶子都被冰冻包着成了煮熟状。”饶富志说。 1月25日雪灾后，他组织家人对果园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无济于事，2月1日晚的一场大雪又一次加重了整个灾情，直接损失达20万元。 南丰县太源乡陆家村橘农王燕学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年初二早上，王燕学就组织全家8人到橘园，带上农药、薄膜、皮线、剪刀、木棍等工具，抢救被冰雪压坏的橘树。他家的橘园地处山区，600多株橘树属刚刚挂果的幼龄树，抗冻防寒能力较弱，在这次冰冻灾害中，全部被冰雪压坏。 南丰县莱溪乡九联村橘农张水财也许是个“幸运者”。在乡农技员的指导下，在冰冻天气来临之前，张水财对自家橘园400余株橘树采取了刷白、培土、束枝等防范措施，使橘树得到了较好的防护，全部幸免受灾。 邓家坑是南丰县很常见的种橘村，人多地少，全村50来户人守护着橘树为生。“多的百来棵，少的三十来棵树，这次雪灾都不同程度受损。”村民们说。 袁跃跃称，南丰52000多户橘农种植的蜜橘不同程度受损。很多橘农们仍然记忆犹新：1991年的那场特大冻灾，使得南丰县8万余亩橘树几乎全部冻死。“不少橘农遭受了很大损失，将多年辛苦种植的橘树砍作柴火用。”橘农张水财说。 但这次冰冻雪灾显然更为猛烈。“由于抗灾及时，没有出现饿死、冻死、压死人等现象，但全市油菜、果树、烟叶、蔬菜等经济作物遭受重创，农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5亿元。”抚州市民政局局长曾龙昌告诉记者。 量减价升 南丰蜜橘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不仅畅销全国大中城市，还远销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目前年出口5000万公斤，总产值超过10亿元。去年，南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28元，在全省县级单位排第一位。“其中南丰蜜橘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二多，达到3000多元。”袁跃跃说。 蜜橘经济的诱惑使得临近南丰县的区县加入到蜜橘种植的行列中来。2007年初，抚州市提出在全市六县（区）实施南丰蜜橘“双百工程”，计划到2011年，全市南丰蜜橘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年产量达100万吨，将“南丰蜜橘”金牌打造成全市共享的品牌，形成“南丰蜜橘经济圈”。 这场自然灾害对抚州市的计划形成了冲击。除了上文中袁跃跃提到的损失，抚州市实施“双百工程”县（区）的10万亩橘树也全部受灾，大部分橘树枝被压弯曲。 “这次幼龄树和幼龄结果树冻害十分严重。一棵橘树的成长周期要8年之久，三四年开始试果，八九年才是盛果期。我们预测2008年南丰蜜橘将减产20%，希望今年能卖个好价钱，实现减产增收。”袁跃跃说。 一棵蜜橘成长，包括繁育苗木、脱毒、培植、嫁接等，然后还得给橘树施肥、修剪、喷农药、松土、除杂草、排灌等。“我不晓得每棵橘树的投入成本是多少，但如果以9毛钱一斤的价格出售，肯定是没得赚了。”南丰籍的上海大学学生邓国祥的母亲说。 邓国祥家里有5口人，他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一百来棵桔树，去年收了8000斤，年前以0.90元一斤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橘贩子。 每年的9月份，被橘农称为“橘贩子”的经售商开始穿梭于南丰县的各大橘园，近两年他们一般以0.90元左右的价格从橘农手中收购蜜橘，经过分类、包装后发送给全国各地的销售商。“蜜橘刚上市时，价格行情比较好，产地均价是1.5元/斤；进入销售旺季后，价格则会跌落到1.4元/斤。”袁跃跃说。 这次雪灾对蜜橘销售也造成了影响。袁跃跃告诉记者，售量、价格方面都有影响。春节后，南丰县组织了6支销售队伍奔赴全国各地，完成4000万公斤的销售任务，所有库存蜜橘在正月二十左右售完。 春节后，库存南丰蜜橘产地交易价格从1.2元/斤涨到了1.8元/斤，橘贩子的收购价也涨到了1.2元/斤，但邓国祥家的蜜橘早在年前就全部卖完了。对于今年的产量，邓母说不好估计，“去年这个时候，橘树都开始发新芽，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攻坚保卫战”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抚州市农业局下文要求重点抓好南丰蜜橘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广大干部和橘农坚定发展南丰蜜橘的信心，防止因雪灾而动摇实施南丰蜜橘‘双百工程’的决心。” “南丰县要打一场蜜橘‘攻坚保卫战’。”袁跃跃告诉记者。春节后，南丰县、乡、村三级1000余名干部，120多名农技专家，分赴各乡镇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并利用电视、广播、短信等方式广泛宣传，努力提高群众自救意识，印发受灾橘树救护指导资料5万余份，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投入生产自救。 冻灾过后，橘农们也开始重建橘园，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及时对冻裂橘树进行捆绑、包扎，同时做好橘园清沟、施肥等管理工作。“随着气温回升，要及时给橘树‘脱冬衣’，以确保橘树吸取阳光和新鲜空气，恢复正常生长。”有着十多年蜜橘栽培经验的王志勇告诉记者。 据了解，由于南丰县积极组织干群抢救橘树，到2月19日，该县受灾橘树的技术包扎和杀菌工作已达90％以上，85％的橘树处于待施肥当中。与此同时，南丰县农技专家还向广大桔农大力推广受灾橘树施救新技术——靠接术，通过在橘树根部培植枳壳原木，成活后进行靠接，可使受灾橘树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这是目前抢救受灾橘树最好、最有效的技术办法。 2月20日下午，江西省农科院专家服务团到南丰举办蜜橘灾后自救培训班。从事柑橘技术研究的省农科院研究员周超华告诉橘农：“对于开裂枝的处理，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将撕裂的枝扶回原生长部位，用木棒支撑并用绳子或打包带捆绑固定，在复位的伤口外表均匀涂上接蜡或凡士林加托布津或多菌灵保护剂，然后用2～3厘米宽的薄膜紧密包扎。”针对主干被撕裂的橘树，在采取上述恢复生产措施的基础上，“还要适当剪（锯）掉部分较粗枝叶，以减轻树体负荷和水分蒸发。” “有了这些技术，橘农们的心更踏实了！”刚参加完培训的该县蜜橘专家李跃进说。而吸取此次灾害教训，江西省在今后实施“南橘北梨”果业发展战略过程中，原则上将不在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和纬度偏高的地区种植柑橘。 士兵突击：点亮全国最后一个停电县
2月19日7时15分，江西省宜黄县电网与江西大电网接通，全国最后一个因灾停电的县恢复供电。至此，江西省实现了灾后“县县通电”。 非法集资73.8亿元 金信信托案司法清算启幕非法集资73.8亿元 金信信托案司法清算启幕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27日 03:20 第一财经日报 孙文祥
今年2月3日，赶在春节前，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金信信托案”作出一审判决，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信信托”）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罚金9000万元；三名高管也均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其中前总经理朱江平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原副总经理方征和黄昕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而包括本案主角葛政在内的其他三被告将于春节后另行判决。 被称为“江南第一庄”的金信信托，其前身为金华市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曾经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2005年12月30日，金信信托因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被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然而，2007年12月26日，金信信托在停业整顿的收尾中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招商证券以63.2亿元的天价拍得其持有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8%的股权，进入破产程序的金信信托的前途或将出现些微妙变数。 据悉，朱江平等三人对判决未有异议，判决生效后相继被释放。 三高管获刑 “我作为企业高管，参加过企业计划，但不存在指挥。”时任金信信托副总经理的黄昕在法庭上辩解。 “金信信托案”分作两个子案处理。原总经理朱江平、原副总经理方征和黄昕案先行开庭，三人涉嫌罪名均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据知情者回忆，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冯丹为首的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金信信托在1997年11月至2005年7月间，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采取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与社会不特定的机构和自然人签订协议或合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共计73.8亿元。 本案中，朱江平和方征被检方指控直接参与决定、指挥公司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共计55.8亿元，黄昕亦涉及资金51.7亿元。 公诉机关认为，金信信托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被告人朱江平、方征、黄昕明知金信信托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仍决定、指挥金信信托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系直接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庭上，金信信托是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朱江平等三被告人是否直接参与决定、指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成为辩论焦点。 金信信托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人将承诺保底收益的信托资金募集行为认定为变相吸收的公众存款，属于类推适用，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朱江平等三被告的辩护律师则从执行者、自首、立功等环节展开辩护。 朱江平辩护律师还称，朱江平是在最高决策机构决策下，履行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而已，在金信信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过程中，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存在着监督不力，未能恪尽职守的问题，金信信托违规经营的全部责任让几位高管承担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客观的。 但经过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等过程，最终法庭认同了公诉机关所提交证据材料中的26份，对三人作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73.8亿资金的来源及走向 据判决书显示，涉案的73.8亿资金主要在三个阶段募集，资金来源集中在上海、绍兴、义乌等地。 在1997年11月至2001年9月期间，经时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葛政（另案处理）决定，采用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金信信托共向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等40个机构募集资金18亿元。 同年12月，金信信托成立业务管理委员会（下称“业管会”），为继续向社会募集资金，在葛政的同意下，时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朱江平和总经理助理兼资金信托业务总部经理的方征负责指挥并组织实施，采取书面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向社会募集资金。 在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间，金信信托共向绍兴县世纪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陈婉萍等117个机构和自然人募集资金4.08亿元。 2002年7月初，《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即将实施，金信信托为规避该法规，经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朱江平向葛政请示，提议以口头承诺代替书面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继续向社会募集资金。 为此，朱江平召集业管会成员方征、黄昕、郑新东（2006年7月27日病逝）参加会议，商议决定，由营销人员口头向委托人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来募集资金，而在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上则写明“预期收益率”或“预测收益率”。 金信信托的营销人员将公司统一制作的“金信信托简介、财务盈利报表、股东构成、营业执照、公司宣传文章”等作为宣传资料，向委托人宣传金信信托的信誉，口头作出还本付息承诺，并与委托人签订形式上合法的《资金信托合同》等合同。 在2002年7月至2005年7月间，金信信托共向义乌市申达工艺饰品有限公司、陈福谦等1454个机构和自然人募集资金51.7亿元。 上述三个阶段的国债理财业务到期后，不论理财业务是否盈亏，金信信托均按承诺支付委托人本金及约定的利息。 每一阶段所募集的资金均被投资证券市场。据朱江平供述，金信信托的委托国债理财业务是通过“贴水”或“补差”，向客户保底收益来募集资金，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投资证券市场。 为此，金信信托设立了五家平台公司，分别是浙江华创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丽水市和信投资有限公司及绍兴市协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据朱江平交代，上述公司系金信信托控股和实际控制的公司，均是用于炒股的平台公司。 《财经》杂志此前的报道称，相关审计报告显示，金信信托利用平台企业投放到证券平台的信托资金达到25.83亿元，加上自有资金、表外资金、关联企业自有资金，总计有38亿元各类资金进入股市。由于大量资金来源于对外发行的信托计划，金信信托在二级市场上的炒作往往受到资金到期的限制。除了借新还旧，金信信托还不断对投资股票斩仓，用以维持资金运转。到停业整顿之时，金信信托手中几乎没有股票，而二级市场亏损高达34亿元。 葛政被控两宗罪 “金信信托案”主角葛政仍在审理中。 2007年12月12日上午，葛政案一审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这是葛政案发300多个日夜之后，再次现身公众视线。2006年11月27日，葛政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浙江省公安厅监视居住；2007年1月12日被金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6日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认定葛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但据知情者透露，在检察院起诉阶段，指控罪名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 庭审中，葛政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1997年11月至2001年9月募集的18亿元，是否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 葛政辩护律师指出，直至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下称“一法二规”）出台前，才明确将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变相吸存）作为信托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禁止性规范，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刑事基本原则，一法两规出台前这18亿多元的上海证券总部等“委托理财”和“国债回购”募集资金的行为，均不宜认定构成犯罪。 其二，葛政、朱新民、朱旗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将浙江和信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和信电力”）的资产439.21万元予以侵吞？ 检方在起诉书中认为：2003年至2004年间，葛政、朱新民、朱旗利用职务便利，在和信电力及金华市利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利隆资产”）股权转让过程中，将和信电力的资产439.21万元予以侵吞。 据悉，利隆资产实际上是由葛政、朱新民、朱旗及管理层七人共同持股的公司。但辩方认为，葛政等人并未侵害本单位的财产。第一，120.96万元属于应付股东义乌市供电局的股利，利隆公司获得和信电力股权后，也就承接了和信电力的这一债务（即向义乌市供电局或其他主体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该款项不归利隆资产所有；第二，318.25万元是和信电力对外借款所获的利息收益，应纳入公司资产，不应作为其他应付款处理。 一只“劳力士”手表的走私之旅名表走私路线图大起底
名表走私路线图大起底
在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朱丹英等以走私方式，将24962块高档手表批发至全国各地，或直接低价零售，甚至供货给大型商场的名表专柜。
走私路径产生的巨额利润，正在使得钟表供应商们纷纷陷入走私“泥潭”。
杭州海关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口的高档手表1万块，而同一时期流入市场的“走私名表”却达2万~2.5万块，是正常进口手表量的2倍。随着钟表走私的集团化和网络化，走私名表正在国内疯狂蔓延。
代理商的沦陷
2007年4月24日，劳力士品牌台州独家代理商牟哲理因走私被捕。
牟哲理在2003年注册了台州亨达利名表城有限公司(下称“台州亨达利”)，从事钟表、眼镜批发、零售，并标榜“诚信为本、以质量取胜”。“这家钟表行基本垄断了台州名表市场供应，既在高档商场开设名表专柜，又在路桥商业城拥有数个铺位。”台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说。
走私发家的牟哲理曾想“金盆洗手”，并取得“劳力士”品牌的台州地区唯一授权代理商，不料东窗事发。牟哲理被捕后称，“业内很多人都是这么在做的，你如果不做，价格下不来，根本就竞争不过别人，生存不下去”。
涉案的不仅仅是牟哲理，还有钟表贸易集中地义乌的三家钟表行，分别是开太钟表有限公司、浩亮钟表有限公司、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其中朱丹英、朱剑峰姐弟控制着后两家。
今年1月10日和14日， 33岁的义乌人朱丹英和她的弟弟朱剑峰分别站在金华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他们被控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据检方指控，上述两案共涉及三名被告人，共偷逃税款4580多万元，其中朱氏姐弟就高达3500多万元。目前，金华中级法院还没有对朱丹英等人作出判决，法院称案情复杂，将继续审理。
“震惊！不可思议！”义乌钟表行业协会秘书长麻胜勇在电话中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报纸上看到朱剑峰等人的走私案曝光后，非常惊讶。“事发前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做走私表的生意，义乌作为全国的一个小商品流动窗口，主要是做钟表出口贸易，像‘罗西尼’、‘依波’、‘飞亚达’等国产品牌手表在义乌都设有代理经销商。”麻胜勇说。
隶属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信息中心的《小商品世界报》在2005年5月的报道称：“专业从事贸易的浩亮钟表有限公司，则早在1994年时就开始了‘品牌经营’。如今，该公司代理的品牌产品多达10余个，其中包括欧米茄等国外知名品牌，并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型商场内开设了品牌钟表专柜。”
据起诉书指控，在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朱丹英等以上述“代理”方式，将24962块高档手表批发至全国各地，或直接低价零售，甚至供货给大型商场的名表专柜。
走私一只手表的利润
麻胜勇说：“朱剑峰等人原来就是代理国内二三线的品牌手表，正常代理利润一般是该款手表成交价的20%。”
但是，正常的利润根本无法跟走私钟表的利润相比。按照现行的税制规定，我国包括高档手表在内的奢侈品进口环节税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2005年1月，进口机械表关税下调至11%。
消费税是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设置的税种。2006年4月，国家对消费税进行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消费税税目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14个，高档手表被划到收入分配调节类的消费口开始征收20%税率的消费税，成为此次调整中税率最高的一个税目。此外加上增值税等其他税种，进口环节的总税额达到了成交价的66%。如果成功走私一块从香港供应商手中以8.23万港元成交的“欧米茄”指针式手表，仅偷逃税款一项理论上就可获益2.7万元，消费税调整后，走私分子的收益更上升到5.4万元。
另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其手表进价往往低于正常进口价格二成左右，即“地区大户”以名表全球统一零售价格的40%“拿货”，而国内正规品牌代理商的进价则是零售价的60%。
也就是说，“地区大户”走私进口手表可“节省”下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名表零售价20%左右的价款，仍以前述“欧米茄”为例，此表的商场零售价可达18万~20万。如按照最高零售价出售可以获利近10倍。
朱丹英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大户”，仅2007年前4个月就涉嫌走私手表货值2500多万元，涉嫌偷逃税款800多万。据杭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介绍，“这样的‘地区大户’除了本案中查处的浙江的4家，北京、湖北、辽宁等地也都存在。”
去年4月23日，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的布置下，专案组在台州、义乌、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开展抓捕行动，15名走私链上的各路角色相继落网。来自杭州海关的数据显示，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义乌、台州的四家涉案钟表公司疯狂走私高档手表多达35000多块，价值2.24亿元。
“地区大户”走私链条
据金华海关调查，“地区”大户走私的路线非常多，而且各条走私线路独立，即使断了一条，其他的也不受影响。在这个走私链中，有专门负责从香港带货的“水客”，有专门在广东负责接货并向境内发货的“分拨中心”，还有专门负责转移货款的“地下钱庄”。
据起诉书指控，在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间，朱剑峰多次与香港华港贸易公司(下称“华港公司”)商定购买“欧米茄”、“浪琴”、“梅花”、“雷达”、“天梭”、“帝陀”等型号手表，走私入境。
华港公司是这个走私链的最上端——香港供货商。通常情况下，由华港公司将手表交给香港“水客”陈垂条、陈垂补两兄弟。陈氏兄弟以“游客”身份，频繁出入于香港、广州之间，将手表交至广州的秦凯生处。陈垂条说：“就是放在包里带进来，一次几十块。”
这类手法被称之为“蚂蚁搬家”，指走私分子采用少数量、多批次的方式进行走私。“水客”们往往将水货捆绑在身上，手法更隐蔽，查获的难度更大，这种活动在珠江口、深圳、拱北等重点口岸频繁发生。
据陈垂条交代，他们总计带出了3200余块手表。“带1块手表13块钱。”手表带到广州后，又由秦凯生通过邮政快递或顺丰速运的形式发送至朱丹英姐弟或其他钟表行。
这是一条完整的走私线路图——“香港-水客-广东分拨中心-地区大户-境内销售”，境内的分拨中心除广州外，还有东莞及深圳两处，并形成了以“地区大户”为核心的地方性网络。即由“地区大户”联系走私手表入境，然后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销往各地。
无业男子莫沃光是活跃在东莞这条线上的“水客”。他利用哥哥及好友姚某为“粤港直通车”司机这一便利条件，将义乌朱氏姐弟等向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等名表供应商购买的手表，夹藏在车辆驾驶座上方的空格内，逃避了海关监管，走私入境。
“粤港直通车”一般上午9点从香港开出，中午12点到达东莞，当天下午1点左右莫将这些手表分别邮寄往台州、金华。据莫沃光交代：“一个月寄多少不好说，三四次或四五次的情况都有。”莫则收取手表价值1.5%。的“水客费”。
“香港—深圳—义乌”这条线路相对简单，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接到商购订单后，老板杨自顺亲自安排人员通过随身藏匿等方式将手表从深圳海关入境，交到无业女子文丽云处，并由其负责将上述手表通过顺丰速运发送给朱丹英等人。
据起诉书指控，每笔交易结束后，朱丹英等人将货款寄到杨自顺指定的陈源日、苏俊武等境内个人账户上，然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据杭州海关统计，这样的结算账户多达30余个，而且不断变换，开户银行囊括了境内主要银行。
起诉书披露的数据显示：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香港华港贸易公司、香港大光明公司、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及香港永基有限公司等钟表行向朱氏姐弟共发送各类手表共计24962块。
巨大的利润促使走私者铤而走险。“就我们目前的了解，派克钢笔等个人奢侈品也已形成类似名表的走私网络。”金华海关缉私分局情报科科长应剑锋分析说。
杭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奢侈品走私犯罪手法日益隐蔽，集团化和网络化日益明显，并且有向奢侈品全行业蔓延的趁势。 记忆里的一些碎片岁末，曾志在QQ上说，给年刊写篇文章。这个周末的下午，写着写着就成这幅德性，看着文字不免自嘲，还是脱不掉码字人的心性，想删掉又不忍心，一些感慨而已，还是贴出来吧。 田里的水稻一年又一年地生长起来，丰收在盛夏或是深秋。 记忆里的乡村生活，更像是父老乡亲的四时八节、春种秋收、晨出晚归、婚丧嫁娶、生老病亡，朴素生命里的浮世悲欢，纯粹南方农民式的生活感受。 在我的记忆里，乡村生活的变化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农民自觉或不自觉的外出务工，先行者带来的财富诱惑，使得更多的乡民放下农具，涌入城市。延绵了几千年的乡村生活骤然间变迁。 关于抚州，或说崇仁，更多的是模糊。模糊是因为童年的记忆已不存在，回眸一瞥的清晰是因为一些事物的变化。
山与水的记忆 我家在崇仁的一个村庄，位于崇仁河的下游，属平原地，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农田基本种植水稻，过去有种植甘蔗或棉花的传统，但由于价格的原因，现已很少有村民种植了。简单的说，是资源不丰富，交通也不便利。 然而，回忆的文章总是将往事描述的很美妙，通常情况下，我会告诉身边的朋友们，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总是山清水秀： “村口的小河绿柳低垂，傍晚的余晖映在蓝蓝的天空，白皑皑的云朵映在清幽的小河里，一座已古老的桥，横跨在小河上，在余晖的相映下，显得古色古香。” 孩提时的记忆里，放牛是件很烦人的事，但又没有办法，活总得有人来做，如何将烦人事变得有趣些。更多的时候，我会牵着牛沿河边水草丰盛的地方去，将牛束之一旁，自己躺在草梗上，嘴边叨一根草，小睡一会儿。 河流是干净的，用现在的话来描述，流水潺潺，清得透明，成群的鱼儿时而浮上水面，时而又沉入水底，像是在玩耍，只要水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便机敏地四散而去，全不见了踪影。而我那时的想法，更多的在寻思如何到抓到这些鱼，晚上就有菜下饭。 尽管农活繁重，孩子们也能找着乐趣。在那片纯朴的土地上，似乎每个角落都有孩子们快乐的地方。 像演电视剧一般，变化是骤然间的，镜头的切换间，时间流逝了，场景模糊了。为什么要说回忆总是美好的，文字往往会欺骗人的，因为现实是惨淡的。 我想说说村前的那条河，也许大家都注意到了它的一些变化。今年春天，笔者在南昌采访完毕，抽空回了一趟崇仁，当我漫步河边时，发现河床浅了，水少了，发黄的悬浮物随处可见。这是记忆里的那条河吗？答案是否定的，孩时记忆在轰轰的挖沙声中被埋葬，晚春的阳光打在我身上，却温暖不了我的心。 来自东华理工学院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崇仁河流域水土流失原因是研究区月平均气温高，雨量充沛，岩石岩性以紫红、砖红色砂砾岩为主，地层构造不发育，土壤肥力差，植被生长困难，再加上人类活动频繁，以及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使本来就易受侵蚀的土壤流失更迅速。 相较于天灾，人祸的危害显然更大。来自家乡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崇仁河上游的凤岗村一个水电站旁边，有人在那里办了一家小型造纸厂，制浆车间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颇有良知的崇仁老乡写了一篇《问渠哪得毒如许？为有源头污水来！》的随感。 文章称：“这污水流经下源、河亭、马口、河东、河西、戴家、贯下、奥村、沙州、杨家山、张坊、裴坊、邱坊、姚家、灶土、石庄、曾家等若干乡镇数十村庄近百公里直至县城的崇仁河，而这条河正是崇仁河的源头，也是抚河的重要支流，是崇仁数十万人民的饮水之源啊。” 崇仁境内有有大小河流140余条，总流程长达910公里，河流密度达每平方公里0.6公里，其中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条，流域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42条。我们应该珍惜这一切。 之所以有这些感慨，源于长期来对环境的关注。我的同事、同行们报道了河南、湖南等地癌症村的事例，新近的代表文章是《湘江沉重》，讲述被重金属严重污染的湘江不能承受之重。笔者也多次到山西、河北、河南等地采访，在踏入一些城镇之前，我会准备足够多的矿泉水，而且必须是农夫山泉。这些日子来，我持续保持对厦门PK化工事件的关注，年800个亿的GDP，足使任何地方官员心动，但民众显然意识到赖于生存的环境显然是更重要的。 我们常说，山清水秀出美女或俊杰，倘若一个地方沦落到连喝水都要小心的地步，何来发展。今年震憾人们心灵的一条公益广告是，“手脏了，可以用水来洗；车子脏子，可以用水来洗；如果连水都脏了，那用什么来洗？”
镇与城的现状 小时候，像我这样农村孩子来说，最大的奢望是让大人带着去逛县城，进城意味着可以坐车，可以买新衣服，可以吃肉包子。在熙攘的人流中，我们用稚嫩的眼睛去打量那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90年代初的小县城，对他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我想，从那时起，就有一个梦想在心里酝酿，哪天我会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村前的河一直朝着东方流去，环抱着那些零散的村落，我知道沿着河，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在父辈们起早贪黑地在田野里忙碌着的时候，我慢慢地从小学进入初中，再从初中进入高中，最后从高中进入一所大学，如今做了一名记者，游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 县城不大，花上3块钱，叫一辆人力三轮车，可以绕县城主干道一圈。从县志上了解到，我所在的县城始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迄今已有1400多年，话称“抚郡望县”，全县境内地势东北平坦西南多丘陵，又有“七山半水二分田”之称。 然而，90年代初的务工潮流使得这个典型农业县的一部分农民走在“先富”之列。 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外出打工的乡民主要有四类。一是做小生意或搞个体户，此类打工者约占总数的50%，大多数为初中就辍学的小年轻，或刚结婚的夫妻到上海；二是种菜，约占总数的20%，大多数结婚几年的夫妇，会去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种菜；三是技术打工，约占总数的10%，许多农村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如做木匠、石匠等在沿海开放地区或富裕省市进厂；四是单纯出卖劳动力，占10%左右，这也是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筹措今后成家立业本钱的主要方式。 一个结果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涌向城市，然后大量的货币财富（打工者收入）又以各种形式流回本地。但这笔财富又流向何方？ 我检索到一篇于2002年4月26日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的文章：透视崇仁县居民的转移的财富。文章作者经过实地考察指出，这些在外地产生但却很少在外地消费、投资的财富既然以一定的形式转移到本地，为何却未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呢？显然，财富的流向是问题的关键。 文章指出四个流向：建造楼房；购买各种现代生活必需品；投资教育；其他方面。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分析。在农村，楼房是农民财富、地位、声望的象征，是幸福美满的代表作，甚至是个人资信程度的标志，就连闻名全江西的熊国国，也会选择在其老家建一栋豪华车“别墅”。文章指出，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的消费需求就是盖一栋新楼房，甚至盲目攀比，这是崇仁县先富者消耗财富的主要方式，约占转移财富的40%。 此外，我觉得婚嫁消费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今年年初，因为一些感慨，我撰写了一篇随笔文章，《农村相亲，没有山盟海誓的婚姻故事》，讲述了一些亲戚朋友相亲的故事。维系这种婚姻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是高额的彩金，在一些地方又称为“婚约保证金”。 已经无从考证谁是“彩金”的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这也就是最近7、8年的事情。但彩金的标价这两年是越来越高了，从最起初的1、2万到现在的5、6万，甚至是10来万，跟风的习俗，使得彩金要价越来越高，很多家境贫困的青年男子望而却步。 讲这些事例，为了解释这样一个道理，乡民在沿海或发达地区产生的劳动力收入虽然通过各种形式转移到老家，这部分劳动力收入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进一步演化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是，乡民虽然富了，但地方经济并没有随之发展。 缘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为“乡土中国”的农民的恋土情结；二是当地政府的消极作为。 一个让人心痛的事例是，关于减震器的故事。上世纪的80年代，崇仁被誉为“中国减震器之乡”，高峰时减震器企业达100多家，生产销售的农用车、摩托车减震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6%。 但面对这个大产业，当地有关部门所想的不是如何去进一步扶持、帮助，而是视其为“唐僧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企业纷纷外迁，并在河北省高阳县庞口镇集结成一定的规模。相关数字统计，目前庞口镇减震器企业的崇仁籍老板有300多人，崇仁籍员工达3000多人。因为崇仁人的加盟，当地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减震器集散地。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地方政府开始关注、重视“回流型经济”，所谓亡羊补牢，总比不作为让人安慰些。 来自政府的文件显示，加快城镇化进程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两年，县城房价的水涨船高，地方财产收入也迅速增长，也成为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 每个出来的游子，都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的美丽、漂亮，但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建设被一些地方官员简单理解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建设，大量豪华堂馆也往往伴随着城镇化建设拨地而起。今年我撰写的一篇关于《河南濮阳豪华干部楼调查》一文，引起了一些反响，经温家宝总理批示，国务院、中纪委联合调查组进驻调查，最终作为典型案件通报全国，24名责任人被查处。 我们期待一切沿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一本杂志的影响74年前，25岁的卢斯与他耶鲁的同学哈登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2007年岁末，25岁的我却仍在考虑要选择怎样一份媒体。 或许，这就是凡人与英雄的临界点。 我倾向认为，办一本成功的杂志或办一所成功的学校，它们或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或传承人文理念，都将影响时代。 精明或愚蠢的政治家可以改变某个历史片断，卢斯用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世人，一本成功的杂志可以影响一个时代。
1923年，两个年青人结伴来到纽约，在东十七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卢斯（Henry R. Luce）与他耶鲁的同学哈登(BritonHadden)的共同理想。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时代》的第一期在1923年3月3日问世，它用—二十八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六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几年后便获得巨大成功，在哈登1929年去世之前发行量突破了20万份。 在准确的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之后，卢斯又办了专门给企业界上层人士看的《财富》，没有人比卢斯更能清晰的把握“财富”这一时代的脉搏，这本售价1美元的杂志甚至在大萧条期间都显得相当成功。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 德国《明镜》写道：“在美国，每三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十二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福布斯》这样评价它的确竞争对手，“亨利·卢斯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有人说，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杂志新闻事业的革命。这个‘偏执狂’首创新闻杂志的形式，创办了《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等著名刊物，30岁成为美国百万富翁，进入上流社会。” 在《时代》周刊内部，风格决定内容，简洁性杀死了复杂性。小说写法的发明把每日的新闻报道变成了情景喜剧。 《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新闻思想和观点。卢斯首创“群体新闻学”，在他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他说：“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整个《时代》周刊是一台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巨大机器。 《福布斯》的报道称，“他所喜欢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所看重的不是业主这个身份，而是主编这个职位。”
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人，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他的杂志为共和党影响全国选民。从1940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一厢情愿的忠实喉舌。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明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除，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 生命脆弱，人生无常
翻阅陈晓卿的博客，得知两位同行逝去。车祸，死在去采访现场的路上，他们理应赢得我们尊重 面对灾难，我们总是显得那么弱小，无能为力。我的朋友，凤凰周刊的邓飞在一次聚餐的时候说，6月份在西藏出差遇车祸，差点丢掉性命。他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显然， 我们无法体味到他死里逃生的内心感受，大家看似很随意的语调说真是福大命大，心里暗暗祈求自己千万别遇到这样的事。 对于我们这些出差为家常便饭的新闻记者来说，灾难往不可测。我从不跟家人谈论出差的不开心事件，但父亲总会告戒我，能坐火车就不要坐汽车，能坐出租车就不要打摩的，包车或打车基本上最好不要坐前排。 生命脆弱，人生无常 此外，更切实的问题不会因逝者已去而解。如陈晓卿说，我立刻想到他的关系是台聘、部聘还是企聘？工资定的哪个级别？这次签约续聘了没有？他结婚没有？有没有孩子？找到学校了吗？他家里父母此时会怎样？ 他们死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 11月9日，这天，第8个记者节的第二天，CCTV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记者郦振国，在西藏日喀则地区采访途中遭遇车祸牺牲。同车四个人，西藏台一位记者也牺牲，司机和一名摄像负重伤。 悲伤从3000公里外，4000海拔的西藏传来。 有历经者回忆，曾经奔驰采访走过的那条路，在拉萨到日喀则之间，与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结伴而行的那条路。那是一条独具高原魅力的路，蓝可以洗心的天空、圣洁的白云，柔曼飘舞的山间公路、奔腾肆虐的江河，伟岸耸立的群山。 魂散落高原，情安归天域。 逝者郦振国今年39岁，浙江诸暨人，大学本科学历，是社会新闻部记者二组的老记者，有一个胖胖的女儿，12岁，刚来北京上初一。他说媳妇是他的初恋，他说女儿是他的最爱。打电话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喊得响，喊得甜。 他的同事们说，年近不惑人生，8年央视圆梦，在北京打拼好多年，也和妻儿分隔两地好多年，对不住啊！去年，铆足劲总算把亲人们接过来，可这团聚日子才过了不到一年…… 《我杀死了一只蝴蝶！》，这是逝者生前写下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文章描述了一个出差的小片断，他缘何杀死一只飞进来的蝴蝶。 文章说，其实我逮着它时，我是不想杀死它的，我想把它扔出窗外，但是我刚抓住它，它就跑了，一半翅膀断在了我的手里；我再抓它，它又跑了，又一半翅膀断在了我的手里；我一急，就一脚把它给撵得粉身碎骨。 现在房间里倒是安静了，但是我却有些心生不忍了，必竟是一生命，还是一美丽的生命，再说了，它还承载着一个古老的美丽传说。 他说，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神态，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有时候还会伤及无辜，大多数时候这种伤害尽管是无意的，但是却很难挽回。 四个多月后，他自己的生命悄然消逝。 另一位逝者，西藏台的记者，目前还找寻不到相关讯息。 作为一名记者、年轻记者，我默默地为同行默哀，祈祷他们的天堂里没有烦恼。 一切都是假的 曾多次声明,本博客远离政治,远离新闻.去年,我关闭了MSN上的空间,不再写那些发泄怨愤、却于事无补的文字.甚至,有些日子,我拒绝通过代理器,登录那些国外网站,只为求得心里踏实些. 这次,我又要忍不住说起关于新闻,关于记者的破事.回过头,再看看8月16日湘西凤凰发生的事. “813”特大塌桥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 在这个中央领导极度看重、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灾难性事情现场,发生了五名记者在采访中遭遇围殴的恶性事件,其中《人民日报》记者王伟健、《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非、《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被打伤. 湘西新闻官员甚至表示,“813”事件后当地只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的采访,其他媒体采访行为均视为“违规”.湘西州委宣传部长周小毛甚至质问,中暄部大还是法律大? 可笑,可悲,我亦无言.在官方没有明确说法的时候,我们这些曾经一同战斗过的记者们,自发支持那些被打的朋友\同行们,其中还有我的新同事. 我的另一个同事去采访陕县7·29透水事故，见到一位在现场参与救援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的矿工，问他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参与救援，那位矿工面色慽然地说,“或许有一天，被困在里面的就是我们自己。” “或许有一天，被困在里面的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位调查记者，都应该记着这句话。我们借住网络发贴,甚至是给周小毛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替我们的同行们维权. 值得尊重的是,胡舒立和她领导的财经杂志,又一次站出来,顶住中暄部的压力,刊发<五记者凤凰采访遭群殴>,配发法学家江平\新闻研究学者喻国明的评论,胡老师亲自操刀撰写财经观察--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 文章指出,"是非其实相当清楚。需要反思的是，近年来记者被打事件何以频频发生？回首往昔的惨剧，我们可以看到，对记者而言，其动机可能成为被打理由，其证件可能成为被打理由，甚至其所在媒体的官方权威度也可能成为被打理由。至惨重者，则其人可能被打致死致残，而行凶人往往能够以种种借口得到当地官方不同程度的荫护." 正如我同事所说,在这个需要用蓝皮本证明自己是记者的年代，在这个央视记者领工资需要用发票报销的年代，在这个纸馅包子出笼是因为记者是临时聘用的年代，在这个李毅中出差无需再报批的年代，在这个首先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道歉的年代，我们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危险和陷阱。 在周口市委宣传部,我看到中宣部于今年7月22日发的一份通知,文件称,"新闻机构的临时工作人员不能单独进行采访."都知道这份文件的出台背景,面对这种从不敢在阳光下暴露的文件,除了慽然,亦无言. 记者节，贴上一篇旧文 感慨，生活无常，贴旧文告戒。
悲情之路
近来,群里的同行热烈的讨论着财经时报的熊川"敲诈"橡果国际被警方拘留一事,到底是受陷害还是怎么回事,由于案情仍在侦查当中,没有更多的内幕可晓,也没有听到家属方新近的说法.
同行在群里发表了很多看法,并提出了不少防止被陷害或授人以柄的举措,对于年轻或经验欠缺的调查记者来说,这个更显重要.
关于记者敲诈勒索的新闻屡见报端.去年年底,我到山西采访兰成长被大同"黑矿主"被打死一事,很多东西是新闻无法批露出来的,在这种媒体环境或氛围仍然没有可观改善的前提下,很多不合理事情的发生或不可思异之人的出现都可以变得很正常.
对于兰成长这个人,我的判断是,不管是以什么形式或何种目的,兰的初衷确实是想去弄钱."凶手"侯四在看守所接受我采访时也称,前后至少有五拨"记者"前往煤矿采访,都是用钱打花了事.
但我仍将兰成长之死定义为一个媒体聘用工作人员的非正常之死.
兰成长的死,媒体蜂涌而来,蜂涌而去.然尔,很多问题是新闻报道解决不了的.很多次,兰成长的家属给我发来短信,控诉当地政府对待此事的不仁道行为.兰家的两个小女孩很让人心疼,但我也无能为力.
兰家对待媒体的态度很具代表性,从拒绝到小心接洽再到恳求媒体介入,这不只是一个态度的转变,更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问题的解决看不到希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令兰家不满.
中国历来有青天伸冤的传统,在连青天都缺乏的日子里,媒体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青天.凤凰卫视的文涛说,他无法主持正义,只会主持节目.正义这个东西看起来太眩眼,维系他的是体制,一般人承受不了.
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调查记者头上都悬着一把剑,或许能伤人,但更能致己命的剑.
4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孟怀虎犯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从一审到二审,敲诈勒索罪变成了受贿罪,刑期也从7年变成了12年.一审判决后, 孟怀虎认为证据不足、量刑偏重通过律师提出上诉。我国法律规定,上诉不加刑.但公诉机关以一审判决结果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抗诉.
这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不代表我赞同孟怀虎同志的行径.
我在湖南郴州出差的时候,也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准备做律师黑子林向检察官行贿的事,以此来拷问我国律师的生存和执业环境,但这个选题领导暂没通过.在采访过程中,几经周折,我采访到了黑子林的前助手,因某些争执,这两人师徒式的关系破裂.
此君后来跟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的关系不一般.他透露曾替李办了一桩非常漂亮的敲诈勒索案.后来我才知道是两农民冒充记者敲诈当时还是市委书记的李大伦同志,可把李同志吓出一身冷汗.此君向我讲述关于此案的诸多细节,李同志也亲自过问该案审判,并要求两敲诈者一定要在郴州监狱服刑.
此君讲述此案有些意味,或是想告诫我不要过多的介入律师黑子林一案.
诸如类事,告诫我们,江湖险恶.
回头看，那些走过的日子 五一前夕，山西临汾出差，从地图上看，离西安两百来公里地．事毕，谢绝当地朋友的安排，踏上汽车杀往西安．
汽车驶入霸桥后，眼前的一切变得熟悉起来．不觉间，离开这个地方两年了．中途接到李江的电话，问在什么地方停车，要来接站，这斯说的，到西安还用得着接么？ 抵达车站后，看到了熟悉的６０３，有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上去的冲动．还是作罢，远离了冲动的年纪，打车赶往李江驻地．西安这两年有变化，楼高了，路宽了． 一切还是那般熟悉．结实的拥抱，把酒言欢，毕业后的点滴，伴着酒意，涌上心头．毕业两年，事业无建树，啤酒肚渐涨，但这相聚的酒该喝． 晚间酒毕，和李江搭车前往政法校园．时逝，物在，人非．报刊亭的阿姨很惊讶地说，好久没见着你了？呵呵，心里寻思着，俺是都大六的人了，还能和往常般，夹着份南方周末或体坛无所事事啊． 我在追求什么？或者说我干了什么？漫步在操场上，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那时，西角天边挂着平日里看不到的星星，清风细和，三三两两的学生从身边走过。这样的日子真好。可就是坐着国航的飞机，我也无法追上2003年9月的某一天晚上。离开这个地方2年了。昔日的欢笑与泪水，一幕幕脑海里掠过，有欣喜，有遗憾。绕到宿舍区，说服看门的大爷，进入曾经的寝室,眼前的一切还都是那么熟悉。
政法终挂上大学的招牌了，应该祝贺一下．宪法顶球的雕塑也拆了，笑话仍在传播，省司法厅送礼能送出这等水准，也是太有才了．是日，校友师兄从西宁赴沪，西安逗留，打车赶往咸阳机场，恰遇校长在场，伶听校长纵谈政法未来，感慨． 忙工作＼私事之际，分别走访朋友,节后次日,亦拜访学院领导＼老师，新闻系的发展还是很快，可喜．匆匆去了新校区，建的不错，但还是不如老校区有感觉． ８日傍晚，去了趟大唐荚蓉园，惜枉此行，看不到大唐的文与情．次日，赶赴烟台，又是漫漫出差路． 这群新闻人（一）
7月11日,海鹏师兄抵京,约了一帮朋友在其下榻的东郊民巷饭店碰头,在楼下在湘菜馆喝酒.
意外之喜,见着传说中的克勤老师.年初山西出差时,和克勤老师同住一个宾馆,都没得机会相见.此外,还有中国新闻周刊前资深记者孙展，现在国家历史做采访总监。
借海鹏师兄的酒,向克勤老师致敬.海鹏师兄,克勤老师,均是圈内牛人,却戏称自个儿为大狗熊,我等是忘尘不及,连自嘲的资格都没有.
席间,众人谈到柳下惠为何坐怀不乱?克勤老师说,因为柳以前乱的太多,体力透支,没能力再乱.
妙解. （二）
7月12日晚,在中关村南大街的友谊饭店蹭了一顿饭,接识不少圈内同行,还有律师界的朋友,辛苦凤凰周刊邓飞的张罗.
入座者分别是,南周曹海东,北青佳琳,中青董伟,新京朝格图,法晚周继坚,法制日报周末朱雨晨,美国NBC的蒙毅群,人广新闻纵横的申玉彪,还有律师界的几位朋友.
美国NBC的大姐,中国话说的特地道,一打听才晓得祖籍是广西.在介绍自己的工作时候,这姐姐可逗了,"负责摄像机背后的工作".
大家伙都愣住,半天反映过来,敢情"编导"是这样解释的,建议收入中国辞海.
友谊饭店的风情不错.中心庭院,古林雅致,据称是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花园式宾馆.
这群人聚在一块不容易,饭后在院子里闲聊,交流着各自出差遇到的有趣事,相约奔赴下一地齐心捣江湖.
风尘尘扑扑赶回北京,急匆匆的杀往新闻发生地,这是我们的生活. 国家地理之高山峡谷 何为峡谷美？雄伟、险峻、奇特、秀丽，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我倾向这种观点，身处某个峡谷，睁开的第一眼就被她“震”住。
十大最美峡谷中，我徒步过虎跳峡，游过长江三峡之西陵峡。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像藏传佛教中幻化缥缈的香巴拉圣殿一样，是一个永远充满未知与期待的秘境。世界上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拦腰切开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弯弯曲曲流经西藏南部，在南迦巴瓦峰形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大拐弯，神秘壮阔之美无与伦比。 虎跳峡，这个可以养浩然之气的地方，我曾那么近距离的触摸着她。去年的5月份，我从丽江出发，进入虎跳峡。徒步一天半，整个行程29公里，其中夜宿中虎跳。当时，中虎跳还未大规划开发，峡上桃园村的村民划地设槛，主要是些自发前往的游人。 闲扯生活（一）
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做事的时间也就这么几年.
机会难得呀.于是,我们不得不如鱼逐饵般茫然奔波.或许对于远比我年轻的人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句话说起来很酷.但追根来说,其实工作的终极意义也无非是给家人一个可以期许的保障.大城市,固然不错,机会也多,但吸到的却是恶劣空气.
当我幼稚无知时,以为四处都可以为家.但现在我才知道,走得越远,心里最难舍的还是老家.
（三） 30日清晨,阵阵疼痛腹中传来,扛了半个小时后,打车赶往附近医院.
什么叫痛不欲生?就是我在医院等待检查的那一个半小时,大约早上7点至8点.这样的疼痛在今年已是第二回,前一次是在西安的时候,因尿结石入院,亦是疼痛难忍,打针输液一周.
今年注定多灾多难。
我安慰自己，权当生病减肥吧；我安慰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安慰自己，故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四）
有些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
窃以为,这倒是我的本性.
当我还年小的时候,我喜欢看路遥老师的<平凡的世界>,总把自己想作书中的孙少平,做些不着边际的梦.
我喜欢书中那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憨厚的人,纯朴的情,还有毛头小少平的奋斗事迹. 很多年后,我到西安上大学,贴切的体念到黄土的厚重.
因此,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每个人对生活都有着不同的追求.
我多么希望,每回与采访对象吃饭\喝茶,潇洒的对漂亮的女侍者打个响指,"丫头,买单".显然,在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切实际的.我辛辛苦苦出差一礼拜做篇稿件,请不了几顿.
我坚持认为,支撑人对某种东西或说事业的动力,一部分来自理念,但更多的是一定的经济实力.
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撑,人才会自重自怜自爱.
我将生活分为生存与生活,虽然目前这份职业貌似很体面,但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依然在生存的层次打拼.
（五）
我在江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长大成人。 村前有河，往东北方向蜿蜒流去。还是少年时，我喜欢斜躺在河提的某个草坪上，数着啃草的牛儿，或望着河水的尽头发呆。 那时候，我常会想，要是顺着河水漂流，我将流往何方？ 记不得，折了多少小纸船，顺江而下。 船载着儿时的梦，漂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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