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相亲，没有山盟海誓的婚姻故事

正月初二，是崇仁县孙坊镇赶集的日子，众多的男女青年云集镇上，一幕幕相亲的故事在这个镇上的各个角落上演。这些青年男女是“遵从父母之命”，利用春节假期回乡定婚事。

男女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打工，利用春节回乡完婚，成为这些外出打工者的婚姻模式。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之为“闪婚”。与传统的“三分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相比，新的婚姻方式让他们少了一份踏实，而与现代的城市婚姻相比，他们又少了一份安稳。

近两年，这种婚姻模式倍受媒体质疑，被指责缺乏信任的基础。然而，相对于城里举办的各类相亲秀，农村相亲更有一种纯朴味，这些农村青年的目的很单纯，希望通过媒人的介绍和春节间短暂的接触，来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另一半。,

在农村，这种婚姻模式不断在延续。

小镇上的相亲故事

2月16日上午10时许，李明跟着媒人李老汉来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离他所在的村子有5里多路，这是他是第三次来相亲。

今年22岁的李明，看起来显得很腼腆，初中毕业后在深圳打工两年，家中弟兄两个。对于这种相亲方式，李明有些不情愿。“小伙子木讷的很，三锤砸不出一个屁来。”李明还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女方家属对他的评价。

2006年春节，家人通知李明回家来相亲，他在家中只待了四天，大年初三就回深圳了，如果不是家里人三天两回的催，今年他原本是不想回家过年的。李明说，但他不想违抗父母的意愿。

一会儿，女孩的婶婶和姐姐打头阵先来“审查”了。在农村相亲，能不能过亲友这关很重要，因为当事人很少有机会仔细“审查”对方，更多的印象来自于亲友的描述。

不断有亲友来到女孩家中，要好的姐妹、嫂子、大娘等，都要对男孩“过目”一番，李明不得不站出来，尴尬地让女方的“陪审团”认真审视，拿烟、糖招待这些人。

在农村相亲，男孩一般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要女孩同意，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都在80%以上。农村男孩，一般在18、19岁就开始被大人们张罗着找对象，惟恐年龄一大成为“老大男”，20岁或者20岁以前结婚的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众多亲友“过目”后，女主角孙梅才出来了，穿着一件橘红色的上衣。她过完年才20岁，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初中毕业后的孙梅到宁波一家服装厂做工，这也是农村最普遍的现象，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无缘进一步接受教育，只能外出打工谋生。

孙梅进门后，盯着李明看了几眼，但她并没有问什么话。处于花季年龄的少男少女，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男孩女孩适合自己，对于这种“见面”式的订婚方式，他们并不太接受。但是，由于环境和生活圈子的狭小，更多的年轻人只能屈服于这种“相亲”，婚姻质量的好坏，全是由第一次见面的感觉来决定。

一会儿后，孙梅背过身，倾听亲友们的意见。男方这边，李明对孙梅的感觉不错，期待着和她单独交谈的机会，他将这个意思透露给媒人，让媒人去沟通安排。

一般情况下，如果双方认为基本差不多的时候，媒人都会安排让男孩和女孩有一定时间的单独交谈机会。

很久以前，这种“见面”，女方会问一些“家中弟兄几个？几亩地？”等问题，往往都是女方主动，现在关注的是男孩“在哪儿打工？收入怎么样？”。

孙梅的家人向媒人转达同意交谈的意见。李明和孙梅一前一后，离开众人，单独交谈，双方聊了30来分钟，感觉都不错。剩下的事便是媒人和两方的母亲商议彩金、彩礼。

如果这桩婚事成了的话，男方为了这桩婚姻也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从给女方的彩礼、彩金，到结婚宴请亲友，一般至少要花费5万元以上，多的更是6万以上。这在农村，是个不小的负担。

农村父母辛苦一辈子，都在忙三件事：建房子；供子女读书；给儿子娶媳妇。

20分钟后，双方母亲商议的结果出来了，男方给予彩金5万，并给女方购置“三金”，办一场过门酒宴。这三项加起来要花费6万元左右。待这些事办完了，女孩就跟着男孩一起外出打工。

真实的农村婚姻

一桩关系男女终身的大事成败就在那一瞬间，这是农村最真实、最普通的相亲过程。由于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春节就成了“相亲”和结婚的高峰期，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会选择着这个期间来“相亲”或者结婚。

在崇仁县一带的江西农村，年轻女子的父母也因此开出了4万到5万元的价码。这种快速确定婚姻关系的现象被媒体称为“闪婚”新乡俗。

崇仁县地处赣东，是江西省抚州市所属县城，人口28万。据公开报道，其中近7万人长年在外务工，是个名副其实的“打工县”。男女青年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就会随同其中的一方到沿海城市打工。

“以前单身的时候，也想过自己找个女朋友慢慢交往，但在外打工，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上海从事窗帘销售的刘辉说。他是崇仁六家桥乡人，2000年来到上海。

“在外地，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每天从早忙到晚，交际的圈子很小，很难交到合适的女孩子。”2003年，刘辉21岁，在农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早日抱孙子是他父母的一大心愿，这年春节前，父母在老家托媒人给他相了一个对象。

“我过年前回家和女孩子见了一面，双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这么定下了。”刘辉和说，没过几天，他给女方交了3万元彩金，之后就一起去了上海。

刘辉和妻子相亲时曾闹出一个笑话，双方见面后，刘辉约女孩出去逛街，回来后买了三双袜子，被亲友嘲笑“不解风情”。

现今，刘辉和妻子感情很好，育一双儿女，去年年底还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套房子。“从银行贷款了30万元，我不喜欢按揭这种方式，没有安全感，争取三年内还清全部贷款。”刘辉说。

2月26日，南昌火车站外，吴杰背着大包小包准备进站坐车，身后跟着的是刚确立婚姻关系的妻子王敏。吴杰和王敏是同一个镇上的人，他在深圳打工，王敏在泉州，小时候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吴杰高王敏两级，此前每年回家都能见到，虽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彼此间好感还是有的。对于结婚后的夫妻生活，吴杰回答：“走一步看一步吧，谁能晓得几年以后是怎么回事呢？”

除夕前一日晚上赶回家的赵军比较烦恼。今年23岁的他在佛山打工了4年，每次回家，父母都会张罗着为他介绍对象，母亲一直信奉“先成家后立业”的观点。这次回家，赵军一共相了三次亲，但他没有看中一个。

他很无奈的说，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他不想违抗父母的意愿，但也不想随便找个女孩子跟着过一辈子。然而，按照农村传统的计算方法，过年了，又长一岁了，横亘在他面前的那道年龄的坎又加重一道痕。

“务实”和“遵从父母之命”，是很多外来青工们利用春节回乡结婚的一个重要心态。

众多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也希望通过恋爱的方式来确定婚姻问题，但

缺少与异性相处的机会是他们选择恋爱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他们自由恋爱的重要障碍。

高额彩金的背后

维系这种婚姻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是高额的彩金，在江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又称为“婚约保证金”，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乡俗”，成了双方“愿打愿挨”的事。

“我们不懂啥叫‘闪婚’，但交了彩金就马上可以领女孩走，这在农村是个普遍现象。”媒人刘老伯说。刘老伯是崇仁白露乡人，近些年专职做媒，每个春节可以促成三、四对新人，这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按农村规距，媒人促进一桩亲事，男方要包一个一千元的红包。

已经无从考证谁是“彩金”的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这也就是最近7、8年的事情。但彩金的标价这两年是越来越高了。从最起初的1、2万到现在的5、6万，甚至是10来万。

李明的父亲感叹到，这一年的生意算是白做了。2006年春节，媒人给李明介绍了个女孩，当时女方家属只要4万元彩金，但李明没有同意，今年介绍的这个女孩，包括请酒宴一共花了63000元。

“打工经济”使得崇仁县虽处欠发达地区，但农民的生活已开始步入小康生活。“这两三年来，县城里的房价和娶老婆的彩金水涨船高，一年漫过一年，都是在外边挣了钱的打工者折腾的。”当地人这样认为。

跟风的习俗，使得彩金要价越来越高，很多家境贫困的青年男子望而却步。

“别人家都要钱，我要是不要别人还说我傻呢，女儿嫁过去后还会被男方家看低。”孙坊镇吴家村的王婶说。王婶生了三个女娃一个男娃，大女儿二女儿前两年都出嫁了，小女儿吴霞今年也20岁。

今年正月初二，媒人给王婶的小女儿吴霞说了一门亲事，男方家境较富，给了6万元彩金，还有黄金耳环一对、仿白金项链一条。在她所在的镇上，这算是个比较大的数字。

扎着马尾辫的吴霞，说起这事有点不好意思。“对他第一眼的感觉一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长相还说得过去。”晚上回家后，吴霞有点犹豫，经父母劝说了一下，她就同意了。

“哎呀，反正就那样吧。”她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找对象的。”

一些离婚的事实也在告诫人们，如果男的不要女的，女的肯定会吃亏的。王婶说，现在外面那么复杂，年轻人的变化也大，如果女婿变了心，彩金就一分也不会退了。

但众多女方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两个人关系较好，或生儿育女后，会将全部或大部分彩金返还给女婿，他们还是希望女儿嫁过去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